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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食货志上》译文
《尚书·洪范》篇论述先王治理国家的八项政务，一是农业生产，二是工商贸易。农业生产说的是要种植好的五谷作为粮食；工商贸易说的是适宜穿的布和丝织品及用的金银铜铁铅龟壳贝壳钱币等，由于有这些东西，老百姓赖以生财牟利，互通有无。二者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它兴起于神农氏时代。据说神农氏，“砍削木头做耜（一种类似锹的农具）,弯曲木头做耒（象木叉的农具），并以耕耘的好处，教导百姓”，从此，粮食便充足了。那时实行“中午开始集市贸易，招徕全国的百姓，聚集各地的财物，交易完了就回去，各人获得自己所需的东西”，因而财物便开始流通了。由于粮食充足，财物流通，这样国家才会殷实，人民才能富裕，因而教育感化人民的事情才得以实现。到皇帝以后，据《易经》的记述，“这时器币使用不便利，于是便改变币制以利于通行，使百姓乐于他们的事业而不劳累”。据《尚书.虞书.尧典》篇叙述，陶唐氏尧在位的时候，命令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教导人民按农时进行生产活动”；《尚书.舜典》篇记述，有虞氏舜当权的时候，命令后稷解决“老百姓开始陷于饥饿”的事，可见，他们都是把农业生产放在施政的第一位。到夏虞氏代，治理洪水，把全国划分为九个地域，规划好土地田亩，各地按照居住远近情况，交纳赋税和贡献土产，劝勉百姓们互通有无，以满足彼此的需要，从而使万国共享太平。殷商，西周出现的兴盛时期，正如《诗经》，《尚书》上所叙述的，关键在于使百姓们安居乐业，生活富裕，同时教育他们。所以，《易经》指出，“天地最大的恩惠就是使万物生长，君主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政权；用什么来巩固政权？就用仁爱：用什么来团聚百姓？就用财物。”财物这个东西，帝王用来团聚百姓，巩固政权，养育芸芸众生，遵奉顺应上天的恩德，可说是治理国家安定人民的根本。因此，有人说：“一个国家，不担忧财物少只担忧分配不平均，不担忧贫穷只担忧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大概分配平均就无所谓贫富，国家团结就不愁人少，百姓安定就没有倾覆的危险。”所以，贤明的君主统治百姓，要修筑城堡让百姓安居，规划房屋井田以平均土地，开设街市商店使财货流通，设立学校以教育百姓，这样，士农工商，四种人都有职业。读书做官的人叫做士，开辟土地种植谷物的人叫做农，凭手艺技巧制造产品的人叫做工，互通有无出卖货物的人叫做商。贤明的君主能够量才用人，安排百姓就业，使各行各业的人民尽力完成本职工作，所以，朝廷没有无能的官吏，城镇没有无业的游民，农村没有荒废的土地。

君主治理百姓，，要懂得农民以土地为本的道理。所以，一定要制订步（长度单位）建立田亩，划分井田的界限。井田制规定，土地六尺为一步，百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夫，三夫为一屋，三屋为一井，一井就是一方里，九夫就是九百亩土地。八家人共同耕种一井土地，各家分给私田一百亩，公田十亩，合计八百八十亩，其余二十亩用来。建造房屋。八家农户，共同作息，团结友爱，有危难事情时互相帮助，有疾病互相救护，因此百姓和睦相处，一同受着教育和感化，劳役和生产任务能够平均分担。

规定分给百姓的土地分为三等，上等肥田一个男丁一百亩，中等田一个男丁二百亩。下等瘦田一个男丁三百亩。上等田年年耕种不休耕，中等田耕种一年休耕一年，下等田耕种一年休耕二年，这些三年更替休耕的土地，由农户自己安排更换。农民每户除户主授给田以外，家里其他的男丁作为余夫，同样按人口计算给与田地。士工商家授予田地，五口人才当农夫一人。这就叫做平均分配土地，是值得效法的。其他像山林。水泽，平原，丘陵，盐碱地，各以土地的肥瘦多少分为不同的等级。国家规定人民要交纳的有赋和税。税指公田要征收十分之一的税，手工业，商业，山林水泽的特产也要纳税。赋，税的用途各有不同，赋用于供应军队车马和战士的武器盔甲的给养，作为充实库府供给赏赐的资财，各项税收则用于祭祀天地，祖庙，各种神灵，供给田子的一切用度，官吏的薪俸和官府的事务杂用。百姓年满二十授给田，六十岁归田。七十以上的人由国家供养，十岁以下的儿童，由国家抚养，十一岁以上的人，官府就要强制他们干活。一定要栽种各种粮食作物，黍，稷，麻，麦，豆要交错种植，以防被各种自然灾害。田里不准植树，因为妨碍五谷的生长。提倡精耕细作，收割要像强盗敌寇来了一样（意即抢收）。百姓要环绕自己的房屋种植桑树，开地种菜，菜地要分畦，蔬菜瓜果种植在疆界上。发展家禽家畜，饲养鸡狗猪不要错过季节。提倡妇女养蚕织布，这样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丝织品的衣服，七十岁的老人就可以吃肉。

百姓居住的处所，在田野的叫做庐（专供春夏居住的田中屋），在聚居之地叫做里。五家作为一邻，五邻作为一里，四里作为一族，五族作为一党，五党作为一州，五洲作为一乡。一乡有一万二千五百户。邻设邻长，职位是下士，从邻长以上，每高一级职位也上升一级，到乡长的职位就是卿。在里，乡两级办学校，里办的学校是序，乡办的学校是庠。序用于礼教的启蒙，庠就是进行演习礼仪的教育以表示教育感化。春耕季节一开始，命令百姓全部吃住在田里，冬季农事完毕才可以搬进屋里住。这就是《诗经。豳风。七月》描绘的情景：“二月里忙下田，女人孩子一起干，送饭送汤到垄边。”又说：“十月蟋蟀窜入床下，可怜儿子和老妻，快过年了，却住在这间草屋里。”这是为了便于百姓适应四时节气的变化，防备盗贼的侵犯，学习礼仪和文化。当春秋季节，百姓要下田的时候，每天清晨里官吏坐在里门外右侧的小屋里，邻长坐在里门外左侧的小屋里，检查出工情况，全部出去干活了才回去。版纳傍晚收工的时候也要这样做。农民手工要拿柴火回家，拿多拿少互相分别，头发花白的老人可以不拿。冬天，百姓们已经搬进屋里住，同住一条巷子里的妇女，夜晚聚集在一起纺纱织布，这样妇女们一个月就能够做四十五天的工。妇女们一定要互相在一起干的原因，是因为这样不但节省了灯火费用，而且能共同提高技术使产品质量都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又合乎风俗习惯。没有成家立室的青年男女，在外边用互相唱和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这个月份里，余子也来到学校受教育。八岁儿童进小学，学习天文，地理，书法，计算等文化知识，使他们开始知道家庭长幼的各种礼仪。十五岁入高一级学校，学习先王圣贤制定的礼乐仪式，使他们进一步知道朝廷君臣的礼数。各级学校都要选拔优秀生入高一级学校去深造，乡一级学校的优秀生进入诸侯办的少学去深造。诸侯每年又在少学中选拔优秀生贡献给天子去挑选，选中的入朝廷办的大学去深造，这就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对于品行能力相当的人，还要考试他射箭的本领，然后才能担任官职。

每年初春月份，聚居地百姓将要分散到田野去耕种的时候，采诗的官吏摇着木制的大铃巡视于路上，向百姓采集民歌，把它献给朝廷乐师，配上乐曲，唱给天子听。所以说贤明的君主不深入到民间察看而知道天下的民情。

上述就是先王制定土地制度以安定百姓，使百姓在生活富裕的基础上进行教育的施政方针。孔子曾说过：“君主治理千辆战车的大国，办事要谨慎，施政要讲信用，节省资财，爱护百姓，驱使百姓服役应不误农时。”因此，百姓们都要互相劝勉，为国立功，乐于自己的事业，先公后私。这就是《诗经。小雅，大田》篇说的：“阴云布满天空，雨快要下了。雨阿，先流到我的公田，再流到我的私田。”那时候，百姓们耕种三年的收获，就能与下一年的粮食积蓄。衣食丰足了百姓就知道光荣和耻辱，社会廉洁礼让成风，争斗诉讼的事就止息，所以先王规定三年考核一次各级官吏的政绩。孔子说的“假使有人用我做官，一年可以移风易俗，三年就能大功告成”，他所希望的成功就是要做出上述那样的政绩。官吏三年考核一次来决定罢免或是提升。生产的发展要看粮食储备的多少，有三年的粮食储备，各项事业都有发展，这就叫做五谷丰登；再熟就叫做平，即有六年的粮食储备；三熟就叫做太平，即耕种二十七年，有九年的粮食储备。这是君主的恩德泽被天下，先王的等级制度和相应的礼节仪式就可以建立和巩固了。所以说“如有打算称王天下的人，必定要实行三十年的仁政才能成功”，这是必由之路。

到周王朝已经衰落的时候，朝廷的暴君和贪官污吏们忽视井田的界限，横征暴敛，滥用人力，政令不讲信用，上下互相诈骗，公田无人管理。因此，鲁庄公首先废除井田制推行“初税亩”，《春秋》对这件事进行了讽刺，因为实行“初税亩”不仅使官吏们更贪，人民怨恨，致使灾害不断发生而祸乱从此开始。

周王朝衰落进入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只重阴谋暴力而轻视仁义道德，先求占有财富而后讲礼让。这个时候，李悝作为魏国的丞相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主张，他认为方圆百里的土地面积，大概有九万顷，除掉山川河流和都城及百姓居住的面积的三分之一，还有田地六百万亩，若能勤加耕耘则每亩可以增产三斗，不认真耕作则减产也是三斗，以这个数字计算，方圆百里面积的上等田地的一增一减，就是一百八十万石粮食了。他又说粮食卖得太贵损害一般人的利益，太贱则损害农民的利益；伤害了一般人的利益，他们会离散到别的地方去，伤害了农民的利益，农业生产搞不好，国家就会贫穷。所以，粮食太贵了或是太贱了，都不好，他对百姓的伤害都是一样的。善于治理国家的当权者，一定要使百姓的利益不受到伤害同时还要鼓励农民搞好生产，现在，一般农户一个男劳力负担五口人，耕种一百亩田，一年每亩收粮食案一石半米计算，合计收粮食一百五十石，除掉纳税占十分之一计十五石，余下一百三十五石，口粮，每人每月一石米，全家五口一年的口粮是九十石，扣除则剩四十五石。每石粮食卖钱三十，共计得钱一千三百五十，除掉社闾春秋祭祀社神摊派钱三百，尚余钱一千零五十。添置衣服大概每人花钱三百，五口人一年就要一千五百钱，光这笔开支就短少钱四百五十。若不幸有疾病丧葬的费用，还有完纳赋税的开支这里尚未包括，这就是农民所以长期贫困，不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而使粮价这样昂贵的原因。因此，善于稳定粮食价格的当权者，一定要认真的调查研究上中下三种年成的农户收获情况，上等的丰收之年，若增产四倍，百亩收粮食六百石，除掉赋税及口粮余下四百石；中等的丰收年，若增产三倍，百亩粮食四百五十石，除掉纳税和口粮余下三百石；下等丰收年，产量翻一番，百亩收粮食三百石，扣除赋税及口粮，余下一百石。小灾荒年成减产三分之一，百亩只能收一百石；中灾荒年成减产一半，百亩收粮食七十石；大灾荒年成减产五分之四，百亩收三十石。所以，要考虑这两种不同年景的情况，来决定官府对粮食的收购数额，大丰收之年，官府收购它三百石，余下一百让农民自己储备；中等丰收之年，官府收购它二百石，下等丰收之年就只应收五十石，这样，使农民的利益得到适当的满足，又平稳了粮价，而等粮价平稳了就停止收购，若遇上灾荒，官府则以丰补歉，小灾年就把小丰收年受的粮食卖出，中灾就卖中等丰收年的，大灾就卖大丰收年的，。这样，虽然遇上水旱天灾的饥荒年成，粮食价格不抬高而百姓也就不会流散，这就使取有余补不足的办法。这个办法在魏国实行以后，国家因此强盛起来。

到秦孝公任用商鞅为相，破坏井田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田间开出了一条条纵横的小路。对于积极为耕战处理的人给以奖励，这虽然不符合古代先王的道理，还是抓住了农业这个根本。所以，使秦国日益强盛，不仅胜过邻国，而且称霸诸侯。但是先王的制度终于被毁灭，臣下背离本分的事，越来越不受限制。这个时候，平民中的暴发户有的积累了亿万家产，而贫穷农民则穷得吃糟糠过日子；在各诸侯国之间，强国不断兼并别国的土地，而弱者连国家都丧失了。到秦始皇终于灭六国统一天下，对内开始大兴建设，对外连年用兵扫除各少数民族的侵扰，国家征收的赋税竟超过百姓收入的半数。征发闾左的人先服徭役，男子虽然拼命耕作还不够纳军粮，女子拼命纺织也不够纳贡官府的衣服，竭尽天下的资财用来供给他对内外的需要，还不能满足秦始皇的欲望。这样横征暴敛的结果是全国百姓怨声载道，于是，他们以逃亡和叛乱来反抗秦始皇的暴政。

汉高祖刘邦兴起的时候，面临着秦王朝的种种弊政和六国诸侯又纷纷起来争夺天下的紊乱局面，百姓无业可居，大闹饥荒。那时候，米一石涨至五千钱，以致发生人吃人的事，百姓死亡超过半数。高祖为争夺百姓，允许他们卖掉儿女来蜀汉度荒。高祖统一天下建立汉王朝以后，民穷财尽，毫无积蓄。当时天子竟不能用同一种毛色的驷马（马车），而将相有的只能乘牛车。汉高祖还简化法令和禁令，减轻田租，实行十五征一，量出为入，估计官员的薪俸和官府的用度，来征收人民的赋税。从天子、王侯以及帝后、公主所奉的汤沐邑都征收山川园池及工商业的租税，以供自己各自享用，不再领受朝廷的经费。这时全国运输到关东供给京师个官府的粮食，一年不超过数十万石。到惠帝和高祖当权的年代，粮食衣物都有了增长和发展。文帝即位，他身体力行提倡节俭，让百姓继续得到休养生息。但是，当时又出现近似战国时代的情况，百姓都弃农经商。为此，贾谊上书给皇上说：“管子说：仓库充实然后才知道讲理节。人民不富足而国家可以太平的事，从古到今，没有听说过。古人说：一个男子不耕种，结汇有人挨饿；一个女子不纺织，就会有人挨冻。生产粮食和衣物时又季节限制的，如果用起来不节制，那么物力就一定会枯竭。古代先王治理国家，极为细致周密，所以他们积蓄的粮食和衣物足以维持生活。现在许多人离开农业而趋向工商业，吃闲饭的人很多，这是国家的大灾难。奢侈豪华的风气，一日比一日增长，这是国家的大灾害。灾祸在盛行，没有谁稍加阻止；国家将倾覆，没有谁来拯救。生产粮食财物的人很少；可是浪费他的人却很多，天下的财物怎么会不缺乏？汉王朝建立以后将近四十年了，国家和私人的积蓄情况，还很令人哀痛。时令失常，天旱不下雨，人民会有很多顾虑，年成坏没有收入，朝廷就出卖官爵，人民就卖儿卖女，这些都已经传到你的耳朵里了，哪里有治理国家临近危险到这种地步，而皇上还不震惊的呢？世上有饥荒年成、丰收年成，这是自然界变化常有的现象，夏禹、商汤都遇到过。假设不幸有方圆而三千里的大旱，国家用什么去救济老百姓呢？突然边境上发生了战争，数十百万人的军队，国家用什么去供应他们？兵灾、旱灾交加而来，国家物资就会奇缺。那么，那些勇猛力壮的人就将聚众到处抢劫；那些年老体弱的人也会易子而食。朝廷的权力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达到的，那些边远地区不安分的人，就都同时起来争夺天下了。到那时才感到惊骇而图谋治理国家，难道还来得及吗？积累储备，是国家存亡的命根子。如果粮食很多而且财物有剩余，什么事做不成呢？有了这些东西，发动进攻就能占领，实行防御就能固守、进行战争就能打胜仗。这样就可以使敌人顺从，边远的人来归附，有什么人招不来呢？现在驱使人民归于农业，都从事农业生产，使天下的人都各食其力，那些从事工商业的人，都转而从事农业生产，那么积蓄就很多，而人民也就乐于定居了。本来可以使人民富足，国家安定，现在竟出现这种使人畏惧担忧的情况，我暗暗为陛下深感可惜。”

文帝为加以的建议所感动，开始建立籍田，执耒耜亲自试验耕种以鼓励百姓发展农业生产。晁错又上书跟皇帝说：在贤明的君主统治下，百姓不至于受冻挨饿，这并不是君主自己能够给百姓吃，织布给他们做衣服穿，而是因为他给百姓开辟了取得财物的路子。所以虽然唐尧、夏禹的时候有九年的水灾，商汤的时候有七年的旱灾，可是那时却没有被遗弃和饿瘦得不成样子的人，就是因为粮食储备多，事先有准备的缘故。现在国家统一了，土地和人口的数量都超过了禹、汤时代，再加上多年没有发生水旱天灾，然而积蓄却没有禹商时代充足，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先有的土地还没有充分利用起来，百姓还有潜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能够种植谷物的荒地没有全部开垦出来，山林水泽的物产没有完全开发出来，无业的百姓没有完全回农村去从事农业生产。百姓贫困，就容易出奸邪的事。贫困产生于财力不足，财力不足是由于不发展农业生产，农业不发展，百姓就不会在农村安居，不安居农村就会背乡离井，轻视家园。如果百姓象鸟兽一样，即使有很高的城墙，很深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和残酷的刑法，也还是禁止不住他们去做奸邪的事情。
人在寒冷的时候，不会等到有了又轻又暖的衣服才穿；饥饿的时候也不会等到有了美味的食物才吃；饥寒交迫，就顾不得廉耻。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就挨饿，到了冬天不添置衣服就要受冻。肚子饿了没有吃的，身上寒冷没有衣服穿，即使是慈祥的母亲，也抱不住她的儿子，国君又怎样能控制住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让百姓耕种五谷，种桑养蚕，减轻租税，普遍积蓄粮食，以便充实粮仓，防备水旱灾荒，这样就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

百姓全靠君主来统治管理他们，他们追求利益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哪管什么南北东西。那金银珠宝，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然而大家都珍贵它，就是因为君主爱好，使用它的缘故。这些东西轻便为小而又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不愁有饥饿寒冷的威胁，可这样就会使臣子轻易被判他的君主，百姓随便离开他的家乡，就会使盗则得到鼓励，使逃亡的人得到轻而易带的资财。粮食、棉麻都是地里长出来的，生长要有一定的季节，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也要花一定的人力，不是一天就可以办成的。好几石重的粮食、布匹，一班人都搬不起来，不容易被坏人所以用，可是百姓一天没有他就要挨饿受冻的。因此，鲜明的君主总是重视粮食而轻视金银珠宝的。

现在五口之家的农户，至少有两个人去服役，他们能耕种的不到一百亩土地一百亩土地的收成不过一百石粮食。他们春天耕种，夏天锄草管理，秋天收割，冬天储藏，还要砍柴，修理官府房舍，出公差服劳役，春天不能躲避风雨，夏天不能躲避暑热，秋天不能躲避阴雨，冬天不能躲避寒冷，一年四季没有休息；一年当中还要忙于私人之间的送往迎来，悼念死者，探望病人，抚养孤老，教育儿童。这样辛勤劳动，况且再遇到水旱天灾，加以官府催逼赋税残暴横虐，征收有内忧定时，早上下命令，晚上就更改，没有东西可买的人，就以加倍的利息去借贷，于是就出现了卖田地、买房屋、甚至卖子孙来还债的事情。而那些商人，大的囤积居奇，榨取成倍的利润；小的摆摊贩卖，投机倒把。他们整天在街市上游逛，乘朝廷急需物资的机会，成倍的抬高物价，牟取暴利。所以，这些商人，男的不耕种田地，女的不养蚕织布，却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毫米的大肉，他们没有农民的辛苦，却能得到土地上的收获，他们仗着有钱，结交王公贵族，权势超过了官吏，利用钱财，互相倾轧争夺。他们游逛千里，带着官吏的帽子，仗着官吏的车盖，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他们乘好车，驾肥马，脚穿丝鞋，身披愁衣，这就是商人掠夺农民、致使农民流浪逃亡的原因呀。

现在法律虽然轻视商人，重视农民，可是商人已经富贵起来了，农民却贫困，卑贱了。因此，一般人所看重的，正是君王所轻视的，一般官吏所轻贱的，正是法律所重视的。上下相反，善恶颠倒，这样，想要国家富强，法令建立，是办不到的。现在的任务，没有比让百姓务农更重要的了。要想百姓务农，在于重视粮食，重视粮食办法，便是使百姓以纳粮多少作为对他们奖罚的标准。现在号召全国百姓纳粮给官府，可以被封官，可以免除罪过。这样，富人有了官爵，农民得到了钱财，粮食可以分散到需要的地方去，能够纳粮受爵的，都是有余粮的人。拿余粮来供朝廷使用，就可以减轻贫民的赋税，这就叫拿富裕的来补充不足。这个法令实行起来，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顺应民心，有三方面的好处，一是国君的用度充实了，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了，三是鼓励农民耕种。现在法律规定，百姓有一匹装备齐全的战马，可以免除兵役。战马是国家的武器装备，所以可以用来免除兵役，神农氏教导说：“有七、八丈高的石头城，百步宽的护城河，穿着盔甲的兵士百万，但是没有粮食，那也是不能守住的，”由此看来，粮食对于君主是有很大用处的东西。它是治理国家的最根本的东西。现在让百姓缴纳粮食，换取爵位，爵位高到五大夫以上，才不过免除了一个人的兵役，这与缴纳战马的功效相比，差得远了，封爵是君上所独有的权力，任你口说，相封多少就封多少。粮食是百姓生产出来的，只要是它生长在土地上，就不会缺乏。得到告绝和免除罪罚，这是人们都很希望的。如果让天下的人把粮食疏导边境上，用来受官爵，免罪罚，那么过不了三年，边塞上的粮食就一定会很多了。

文帝于是听从晁错的建议，规定百姓缴纳粮食导边境的，六百石为上造爵位，以后又逐渐增加到四千石为五大夫爵位。一万二千石为大庶长爵位，不同爵位缴纳粮食的稽查不同。晁错又向皇上进言：“陛下让百姓向边境加纳粮食以封赐官爵的办法，使国家得到很大的好处。我当时是担心边塞兵卒的粮食不足，主张把分散在全国的粮食疏送去。现在边境的粮食够吃五年了，可以号令百姓把粮食缴纳给当地均线官府了。假使当地官府囤积够用一年以后上的粮食，可以及时实行赦免，不受农民的租税。这样做，皇上的恩惠遍及广大百姓，百姓们会努力耕种。这样，即使经常要服军役，或者遭遇水旱灾，百姓不会贫困，国家仍然会安宁，若是年成丰收光景好，百姓就富裕快乐了。”皇上又听从他的建议，下令把十二年租税的一半赏赐给百姓，下一年，终于免除了租税。过了十三年，及景帝二年，规定百姓私田制征收一般的租税，税率三十征一。这一年以后，上郡以西发生旱灾，朝廷又恢复卖官爵的命令，并用减价纳粮食来免罪。这时候，朝廷开始建牧马场，大批养马埸满足广大的需求，尤其是当时的宫廷、王室、宾馆对车马的需求大大增加了。然而朝廷还是屡次给主管机构的官员下令要以农业为重，广大百姓于是仍乐于从事农业，到武帝初年，国家七十年来没有战事，如果没有遇到水旱灾害，那么百姓人人有饭吃，家家都富足，都城和边境粮食满仓，府库有结余的财务。京城的钱积累达数百亿，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以致无法点数，朝廷仓库的粮食一年一年的堆积起来，夺得无处收藏，一直推挤在屋外，腐烂的不能吃了。民间街头巷尾都有马，乡村野马成群，成母马的人，到处受到轻视排斥，甚至不许他参加聚会，一般平民安居乐业，吃的是高粱厚味，做官的长期在位，生子抱孙，也不转职；居官年久了，以官职为姓。百姓人人自爱敬重法令不触犯法律，普遍重视品行和道德，而对不道德的行为感到羞愧，引为耻辱。于是法网粗疏不严，有些人非法致富，抢占财物，骄纵无度，以致兼并土地；一班豪族劣绅，横行乡里，擅作威福，不问是非曲直，皇室和幽灵地的王侯及公卿大夫等官吏追求奢侈生活。他们的共识、车马、服饰超过了朝廷的规定，毫无限制。事物由盛变衰，这种变化绝非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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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

周朝时期，天子称王，正妻称后。 王有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后正位宫闱，同体天王；夫人坐论妇礼；九嫔掌教四德；世妇主丧、祭、宾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寝。

秦朝秦始皇统一天下，始建皇帝皇后称号。

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嫡（妻）曰皇后。妾皆称夫人。

西汉

西汉初期，沿袭了秦时的母后称号。又设置了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妃嫔的称号。 汉武帝时增加了婕妤、娙娥、傛华、充依。至汉元帝又新置了昭仪。妃嫔等级扩充到十四等。且各有爵位： 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婕妤视上卿，比列侯。娙娥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傛华视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视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视千石，比中更。充依视千石，比左更。七子视八百石，比右庶长。 良人视八百石，比左庶长。长使视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视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视三百石。顺常视二百石。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皆视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视斗食俸。五官以下，葬司马门外。

汉时，只有先朝的皇后可被尊为皇太后。如嗣皇帝是妃嫔所生或从皇族宗室中过继而来者，其生母皆不得称（皇）太后。但也有个别例外。如汉哀帝是诸侯王之子过继而来，其祖母傅昭仪被尊为帝太太后、皇太太后，生母丁姬被尊为帝太后。再加上已被尊为太皇太后的汉成帝母王政君，已为皇太后的成帝皇后赵飞燕，宫中一时出现了四位太后并尊的奇景。

王莽新朝王莽新朝时期，追求复古，种种名目层出不穷。其罢汉朝妃嫔称号，模仿先秦时期，自创了和、嫔、美、御四等称号。

和三人，嫔九人，美二十七人，御八十一人。

东汉东汉，汉光武帝建国，去繁为简，妃嫔称号共有四等：贵人、美人、宫人、采女。

贵人授予金印紫绶，俸禄为粟数十斛。美人、宫人、采女则没有爵位和俸禄。值得一提的是，西汉时期诸侯王正妻称王后，母称王太后。东汉时，随着诸侯王封地日渐缩减，王后被改称为王妃，王太后改称王太妃。 汉时太子妻妾分三等，正妻称妃，妾曰良娣、孺子。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三国（1）魏 曹操为魏王时，王后之下的妃嫔称号有五等：夫人、昭仪、倢伃、容华、美人。文帝曹丕增加了贵嫔、淑媛、修容、顺成、良人五等。明帝曹叡增淑妃、昭华、修仪三等，废除顺成称号。 妃嫔爵位：贵嫔、夫人，位次皇后，爵无所视；淑妃位视相国，爵比诸侯王；后宫皇后嫔妃及宫女淑媛位视御史大夫，爵比县公；昭仪比县侯；昭华比乡侯；修容比亭侯；修仪比关内侯；倢伃视中二千石俸；容华视真二千石俸；美人视比二千石俸；良人视千石俸。 （2）吴蜀 吴蜀两国史料不详。蜀有贵人、昭仪，吴有夫人、美人，其余不详。

两晋两晋时期的妃嫔等级由晋武帝司马炎依据汉魏制度，稍加修改而成。

设三夫人：贵嫔、夫人、贵人。位视三公。九嫔：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位视九卿。其余还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视千石以下。

南北朝南北朝时期，妃嫔称号世有增减。 （1）南朝 （a）宋 宋武帝建国初废除才人、中才人称号，其余仍用晋制。 孝武帝孝建三年，废除夫人称号，新创制了贵妃的称号，以贵妃、贵嫔、贵人为三夫人。又以昭仪、昭容、昭华来代替九嫔中的修华、修仪、修容，重新设置了中才人、充衣。贵妃位比相国，贵嫔比丞相，贵人比三司（司马、司徒、司空）。 明帝泰始二年，废除淑妃、昭华、中才人、充衣称号，重新设置了修华、修仪、修容、才人、良人。泰始三年，又废除贵人，代之以新设置的贵姬；再置昭华，增加了淑容、承徽、列荣。 妃嫔等级为：三夫人：贵妃、贵嫔、贵姬。 九嫔：淑媛、淑仪、淑容、昭华、昭仪、昭容、修华、修仪、修容。 次于九嫔的称号：婕妤、容华、充华、承徽、列荣。 散役：美人、才人、良人。 (b)齐 齐高帝建元元年，设置贵嫔、夫人、贵人为三夫人，修华、修仪、修容、淑妃、淑媛、淑仪、婕妤、容华、充华为九嫔，美人、中才人、才人为散职。 永明元年，以贵妃、淑妃、贵人为三夫人，废除夫人称号。因九嫔中少了一员，永明七年，增加昭容。 太子妾分三等：良娣、保林、才人。良娣比开国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驸马都尉。 (c)梁 三夫人：贵妃、贵嫔、贵姬。 九嫔：淑媛、淑仪、淑容、昭华、昭仪、昭容、修华、修仪、修容。 九嫔以下：婕妤、容华、充华、承徽、列荣。 其它还有：美人、才人、良人。 太子妾：良娣、保林。 (d)陈 陈沿袭梁制。

(2)北朝 (a) 北魏东魏西魏 妃嫔称号有左昭仪、右昭仪、三夫人、九嫔（上嫔和下嫔）、世妇、御女。 左右昭仪位视大司马，三夫人视三公，上三嫔视三卿，下六嫔视六卿，世妇视中大夫，御女视元士。 后又设置女官，掌管内司。内司如同尚书令、仆。 二品：作司、大监、女侍中。 三品：监、女尚书、美人，女史、女贤人、女书史、书女、小书女。 四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宫人。 五品：青衣、女酒、女飨、女食、奚官女奴。(b) 北齐 文宣、孝昭二帝妃嫔称号惟有夫人、嫔、御。 武成帝好色，广置妃嫔。清河年间，依古制设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女。妃嫔称号有： 左右昭仪，比丞相。 三夫人：弘德、正德、崇德。比三公。 九嫔：上嫔：光猷、昭训、隆徽。比三卿。下嫔：宣徽、凝晖、宣明、顺华、凝华、光训。比六卿。 二十七世妇：正华、令侧、修训、曜仪、明淑、芳华、敬婉、昭华、光正、昭宁、贞范、弘徽、和德、弘猷、茂光、明信、静训、曜德、广训、晖范、敬训、芳猷、婉华、明范、艳仪、晖则、敬信。比从三品。 八十一御女：穆光、茂德、贞懿、曜光、贞凝、光范、令仪、内范、穆闺、婉德、明婉、艳婉、妙范、晖章、敬茂、静肃、琼章、穆华、慎仪、妙仪、明懿、崇明、丽则、婉仪、彭媛、修闲、修静、弘慎、艳光、漪容、徽淑、秀仪、芳婉、贞慎、明艳、贞穆、修范、肃容、茂仪、英淑、弘艳、正信、凝婉、英范、怀顺、修媛、良则、瑶章、训成、润仪、宁训、淑懿、柔则、穆仪、修礼、昭慎、贞媛、肃闺、敬顺、柔华、昭顺、敬宁、明训、弘仪、崇敬、修敬、承闲、昭容、丽仪、闲华、思柔、媛光、怀德、良媛、淑猗、茂范、良信、艳华、徽娥、肃仪、妙则。比正四品。 散号：才人、采女。 其后又立二后，妃嫔皆加倍。又置左娥英、右娥英，比左右丞相，降昭仪比二大夫。不久又置淑妃一人，比相国。 (c)北周 北周史料不详。

隋唐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隋隋文帝前期，独孤皇后悍妒，妃嫔只是虚设称号。有：嫔三员。掌教四德，视正三品。世妇九员。掌宾客祭祀，视正五品。女御三十八员。掌女功丝枲，视正七品。又设置六尚、六司、六典，互相统摄，以掌宫掖之政。 尚宫，掌导引皇后及闺阁禀赐。管司令三人，掌图籍法式，纠察宣奏；典琮三人，掌琮玺器玩。 尚仪，掌礼仪教学。管司乐三人，掌音律之事；典赞三人，掌导引内外命妇朝见。 尚服，掌服章宝藏。管司饰三人，掌簪珥花严；典栉三人，掌巾栉膏沐。 尚食，掌进膳先尝。管司医三人，掌方药卜筮；典器三人，掌樽彝器皿。 尚寝，掌帷帐床褥。管司筵三人，掌铺设洒扫；典执三人，掌扇伞灯烛。 尚工，掌营造百役。管司制三人，掌衣服裁缝；典会三人，掌财帛出入。 六尚各三员视从九品，六司视勋品，六典视流外二品。 独孤皇后去世后，文帝又在嫔上设置贵人三员，又将嫔的人数增至九员，世妇增至二十七员，御女增至八十一员。 隋炀帝继位后，广置嫔妃： 三夫人：贵妃、淑妃、德妃。正一品。 九嫔：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正二品。 婕妤，十二员。正三品。 世妇：美人、才人十五员，正四品。 宝林：二十员，正五品。 御女：二十四员，正六品。 女御：采女，三十七员。正七品。 以上各等级，总计一百二十人。又有承衣刀人，皆趋侍左右，并无员数，视六品以下。 又增置女官，拟尚书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 尚宫局，管司言，掌宣传奏启；司簿，掌名录计度；司正，掌格式推罚；司闱，掌门阁管籥。 尚仪局，管司籍，掌经史教学，纸笔几案；司乐，掌音律；司宾，掌宾客；司赞，掌礼仪赞相导引。 尚服局，管司玺，掌琮玺符节；司衣，掌衣服；司饰，掌汤沐巾栉玩弄；司仗，掌仗卫戎器。 尚食局，管司膳，掌膳羞；司酝，掌酒醴 益醢；司药，掌医巫药剂；司饎，掌廪饩柴炭。 尚寝局，管司设，掌床席帷帐，铺设洒扫；司舆，掌舆辇伞扇，执持羽仪；司苑，掌园御种植，蔬菜瓜果；司灯，掌火烛。 尚工局，管司制，掌营造裁缝；司宝，掌金玉珠玑钱货；司彩，掌缯帛；司织，掌织染。六尚之中司乐、司膳二司是每司各四人，其余二十二司，每司各二人。各司下又分设典及掌，以贰其职。六尚十人，从五品。司二十八人，从六品。典二十八人，从七品。掌二十八人，从九品。此外还有不入流（无品级）的女史，人数不定。

唐唐建国之初，参照隋朝旧制：夫人：贵妃、淑妃、德妃、贤妃。正一品。九嫔：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宝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还有六尚各司，分管宫内车马服饰。唐玄宗开元年间，对妃嫔称号另作更改：三夫人：惠妃、丽妃、华妃。正一品。芳仪六人。正二品。美人四人。为正三品。才人七人。为正四品。尚宫、尚仪、尚服各二人。正五品。其余各司各典的女官为六品至九品。

五代、宋、辽皆略同唐制。 金金建国初，妃嫔皆无位号。 金熙宗时开始有贵妃、贤妃、德妃的称号。 废帝海陵王时期，后宫嫔妃渐多，有：元妃、姝妃、惠妃、贵妃、贤妃、宸妃、丽妃、淑妃、德妃、昭妃、温妃、柔妃，共十二位。 金世宗时又开始削减。 妃嫔品级：诸妃视正一品，比三夫人。以下九嫔、婕妤、美人等皆与唐初相同。

元元朝时，后宫位号简单朴素，只设有皇后、妃、嫔三等，但人数不定。虽然位号很少，但这不代表后宫人数也简单，元朝后宫以“斡儿垛”来区分后妃的地位，斡儿垛是宫帐的意思，一座宫帐里面可能同时住着好几位皇后和嫔妃，而在众多宫帐中，以第一宫帐中的第一皇后地位最尊。

明清时期明明太祖洪武五年，因唐以来的六局二十四司女官人数过多，于是改设为六局一司。六局为：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尚宫总管六局事务。一司为：宫正。掌管戒令责罚。品级皆为正六品。宫中女官共七十五人，女史十八人，比唐朝减少一百四十多人。诸妃称号为：贤、淑、庄、敬、惠、顺、康、宁。也有贵妃，位在诸妃之上。后宫无嫔的封号。自后妃下，杂置诸宫嫔，而间以婕妤、昭仪、贵人、美人诸位号。明英宗复辟，多亏皇太后孙氏在内出力，故其复位后为孙太后上徽号，称圣烈慈寿皇太后。这就是后世动辄为母后上徽号的滥觞。明朝中后期还出现了妃嫔中最高的等级——皇贵妃。 明宪宗宠妃万贵妃死后被追谥为：恭肃端慎荣靖皇贵妃。皇贵妃这一称号正式出现是在明神宗时期，神宗宠妃郑贵妃生皇三子后晋升为皇贵妃。嘉靖十年三月二日，嘉靖帝效仿古礼为九嫔之选，将方氏（孝烈方皇后）、郑氏、王氏、阎氏（阎贵妃）、韦氏、沈氏、卢氏、沈氏、杜氏（孝恪杜太后）同册为德嫔、贤嫔、庄嫔、丽嫔、惠嫔、安嫔、和嫔、僖嫔、康嫔。冠九翟冠，大采鞠衣，圭用次玉，谷文，册黄金涂，视皇后减五分之一。帝衮冕告太庙。还服皮弁，御华盖殿传制，遣大臣行册礼。册封之后，嫔跟从皇后到奉先殿朝拜。典礼完成后，帝服皮弁，接受百官的朝贺，册嫔的礼仪就此形成。

清清世祖顺治十五年，采用礼官的建议：乾清宫设夫人一名，淑仪一名，婉侍六名，柔婉、芳婉各三十名；慈宁宫设贞容一名、慎容二名，勤侍人数不定；女官设置遵照明朝的六局一司。建议通过而未能执行。 清圣祖康熙以后，重新制定施行了妃嫔等级。 皇后，一名,居中宫。 皇贵妃，一名。 贵妃，二名。 妃，四名。 嫔，六名。 贵人、常在、答应，人数不定。 诸嫔妃各分居东、西十二宫。

小结：从以上历代妃嫔等级的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出，皇后的称号从秦始皇以来，历经二千余年，从未改变。妃嫔的称号却是历代屡有增减，且越是前朝设置的，地位越趋下降。如贵人，东汉始置时是妃嫔中第一等，到了清代却成了妃嫔（后宫主位）中最低的等级。

F. 百官公卿表的译文

太尉，秦官，金印紫绶，掌武事。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以 冠将军之号。宣帝地节三年置大司马，不冠将军，亦无印绶官属。成帝绥和元年初 赐大司马金印紫绶，置官属，禄比丞相，去将军。哀帝建平二年复去大司马印绶、官属，冠将军如故。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 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 按章。成帝绥和元年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绶，禄比丞相，置长史如中丞，官职如故。

太傅，古官，高后元年初置，金印紫绶。后省，八年复置。后省，哀帝元寿二年复置。位在三公上。

太师、太保，皆古官，平帝元始元年皆初置，金印紫绶。太师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

前后左右将军，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绶。汉不常置，或有前后， 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有长史，秩千石。

员多至数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帝黄龙元年稍增员十二人。元， 帝永光元年分诸陵邑属三辅。王莽改太常曰秩宗。

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后元年复为卫尉。 属官有公车司马、卫士、旅贲三令丞。卫士三丞。又诸屯卫候、司马二十二官皆属 焉。长乐、建章、甘泉卫尉皆掌其宫，职略同，不常置。

太仆，秦官，掌舆马，有两丞。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 又车府、路軨、骑马、骏马四令丞；又龙马、闲驹、橐泉、癦駼、承华五监长丞； 又边郡六牧师菀令各三丞；又牧橐、昆鳜令丞皆属焉。中太仆掌皇太后舆马，不 常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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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百官公卿表》不仅是研究秦、汉官制的重要材料，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官制史和政治制度史的珍贵史料。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是序文，记录秦汉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职官的设置，及其职守与品秩。下卷是表文，记载了从汉高祖元年到汉平帝末年西汉一朝各级官员变动等的情况。

后人非常推崇《百官公卿表》，由于“百代皆行秦法制”，秦、汉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基本为历代王朝所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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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洪范》篇论述先王治理国家的八项政务，一是农业生产，二是工商贸易。农业生产说的是要种植好的五谷作为粮食；工商贸易说的是适宜穿的布和丝织品及用的金银铜铁铅龟壳贝壳钱币等，由于有这些东西，老百姓赖以生财牟利，互通有无。二者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它兴起于神农氏时代。据说神农氏，“砍削木头做耜（一种类似锹的农具）,弯曲木头做耒（象木叉的农具），并以耕耘的好处，教导百姓”，从此，粮食便充足了。那时实行“中午开始集市贸易，招徕全国的百姓，聚集各地的财物，交易完了就回去，各人获得自己所需的东西”，因而财物便开始流通了。由于粮食充足，财物流通，这样国家才会殷实，人民才能富裕，因而教育感化人民的事情才得以实现。到皇帝以后，据《易经》的记述，“这时器币使用不便利，于是便改变币制以利于通行，使百姓乐于他们的事业而不劳累”。据《尚书.虞书.尧典》篇叙述，陶唐氏尧在位的时候，命令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教导人民按农时进行生产活动”；《尚书.舜典》篇记述，有虞氏舜当权的时候，命令后稷解决“老百姓开始陷于饥饿”的事，可见，他们都是把农业生产放在施政的第一位。到夏虞氏代，治理洪水，把全国划分为九个地域，规划好土地田亩，各地按照居住远近情况，交纳赋税和贡献土产，劝勉百姓们互通有无，以满足彼此的需要，从而使万国共享太平。殷商，西周出现的兴盛时期，正如《诗经》，《尚书》上所叙述的，关键在于使百姓们安居乐业，生活富裕，同时教育他们。所以，《易经》指出，“天地最大的恩惠就是使万物生长，君主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政权；用什么来巩固政权？就用仁爱：用什么来团聚百姓？就用财物。”财物这个东西，帝王用来团聚百姓，巩固政权，养育芸芸众生，遵奉顺应上天的恩德，可说是治理国家安定人民的根本。因此，有人说：“一个国家，不担忧财物少只担忧分配不平均，不担忧贫穷只担忧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大概分配平均就无所谓贫富，国家团结就不愁人少，百姓安定就没有倾覆的危险。”所以，贤明的君主统治百姓，要修筑城堡让百姓安居，规划房屋井田以平均土地，开设街市商店使财货流通，设立学校以教育百姓，这样，士农工商，四种人都有职业。读书做官的人叫做士，开辟土地种植谷物的人叫做农，凭手艺技巧制造产品的人叫做工，互通有无出卖货物的人叫做商。贤明的君主能够量才用人，安排百姓就业，使各行各业的人民尽力完成本职工作，所以，朝廷没有无能的官吏，城镇没有无业的游民，农村没有荒废的土地。

君主治理百姓，，要懂得农民以土地为本的道理。所以，一定要制订步（长度单位）建立田亩，划分井田的界限。井田制规定，土地六尺为一步，百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夫，三夫为一屋，三屋为一井，一井就是一方里，九夫就是九百亩土地。八家人共同耕种一井土地，各家分给私田一百亩，公田十亩，合计八百八十亩，其余二十亩用来。建造房屋。八家农户，共同作息，团结友爱，有危难事情时互相帮助，有疾病互相救护，因此百姓和睦相处，一同受着教育和感化，劳役和生产任务能够平均分担。

规定分给百姓的土地分为三等，上等肥田一个男丁一百亩，中等田一个男丁二百亩。下等瘦田一个男丁三百亩。上等田年年耕种不休耕，中等田耕种一年休耕一年，下等田耕种一年休耕二年，这些三年更替休耕的土地，由农户自己安排更换。农民每户除户主授给田以外，家里其他的男丁作为余夫，同样按人口计算给与田地。士工商家授予田地，五口人才当农夫一人。这就叫做平均分配土地，是值得效法的。其他像山林。水泽，平原，丘陵，盐碱地，各以土地的肥瘦多少分为不同的等级。国家规定人民要交纳的有赋和税。税指公田要征收十分之一的税，手工业，商业，山林水泽的特产也要纳税。赋，税的用途各有不同，赋用于供应军队车马和战士的武器盔甲的给养，作为充实库府供给赏赐的资财，各项税收则用于祭祀天地，祖庙，各种神灵，供给田子的一切用度，官吏的薪俸和官府的事务杂用。百姓年满二十授给田，六十岁归田。七十以上的人由国家供养，十岁以下的儿童，由国家抚养，十一岁以上的人，官府就要强制他们干活。一定要栽种各种粮食作物，黍，稷，麻，麦，豆要交错种植，以防被各种自然灾害。田里不准植树，因为妨碍五谷的生长。提倡精耕细作，收割要像强盗敌寇来了一样（意即抢收）。百姓要环绕自己的房屋种植桑树，开地种菜，菜地要分畦，蔬菜瓜果种植在疆界上。发展家禽家畜，饲养鸡狗猪不要错过季节。提倡妇女养蚕织布，这样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丝织品的衣服，七十岁的老人就可以吃肉。

百姓居住的处所，在田野的叫做庐（专供春夏居住的田中屋），在聚居之地叫做里。五家作为一邻，五邻作为一里，四里作为一族，五族作为一党，五党作为一州，五洲作为一乡。一乡有一万二千五百户。邻设邻长，职位是下士，从邻长以上，每高一级职位也上升一级，到乡长的职位就是卿。在里，乡两级办学校，里办的学校是序，乡办的学校是庠。序用于礼教的启蒙，庠就是进行演习礼仪的教育以表示教育感化。春耕季节一开始，命令百姓全部吃住在田里，冬季农事完毕才可以搬进屋里住。这就是《诗经。豳风。七月》描绘的情景：“二月里忙下田，女人孩子一起干，送饭送汤到垄边。”又说：“十月蟋蟀窜入床下，可怜儿子和老妻，快过年了，却住在这间草屋里。”这是为了便于百姓适应四时节气的变化，防备盗贼的侵犯，学习礼仪和文化。当春秋季节，百姓要下田的时候，每天清晨里官吏坐在里门外右侧的小屋里，邻长坐在里门外左侧的小屋里，检查出工情况，全部出去干活了才回去。版纳傍晚收工的时候也要这样做。农民手工要拿柴火回家，拿多拿少互相分别，头发花白的老人可以不拿。冬天，百姓们已经搬进屋里住，同住一条巷子里的妇女，夜晚聚集在一起纺纱织布，这样妇女们一个月就能够做四十五天的工。妇女们一定要互相在一起干的原因，是因为这样不但节省了灯火费用，而且能共同提高技术使产品质量都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又合乎风俗习惯。没有成家立室的青年男女，在外边用互相唱和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这个月份里，余子也来到学校受教育。八岁儿童进小学，学习天文，地理，书法，计算等文化知识，使他们开始知道家庭长幼的各种礼仪。十五岁入高一级学校，学习先王圣贤制定的礼乐仪式，使他们进一步知道朝廷君臣的礼数。各级学校都要选拔优秀生入高一级学校去深造，乡一级学校的优秀生进入诸侯办的少学去深造。诸侯每年又在少学中选拔优秀生贡献给天子去挑选，选中的入朝廷办的大学去深造，这就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对于品行能力相当的人，还要考试他射箭的本领，然后才能担任官职。

每年初春月份，聚居地百姓将要分散到田野去耕种的时候，采诗的官吏摇着木制的大铃巡视于路上，向百姓采集民歌，把它献给朝廷乐师，配上乐曲，唱给天子听。所以说贤明的君主不深入到民间察看而知道天下的民情。

上述就是先王制定土地制度以安定百姓，使百姓在生活富裕的基础上进行教育的施政方针。孔子曾说过：“君主治理千辆战车的大国，办事要谨慎，施政要讲信用，节省资财，爱护百姓，驱使百姓服役应不误农时。”因此，百姓们都要互相劝勉，为国立功，乐于自己的事业，先公后私。这就是《诗经。小雅，大田》篇说的：“阴云布满天空，雨快要下了。雨阿，先流到我的公田，再流到我的私田。”那时候，百姓们耕种三年的收获，就能与下一年的粮食积蓄。衣食丰足了百姓就知道光荣和耻辱，社会廉洁礼让成风，争斗诉讼的事就止息，所以先王规定三年考核一次各级官吏的政绩。孔子说的“假使有人用我做官，一年可以移风易俗，三年就能大功告成”，他所希望的成功就是要做出上述那样的政绩。官吏三年考核一次来决定罢免或是提升。生产的发展要看粮食储备的多少，有三年的粮食储备，各项事业都有发展，这就叫做五谷丰登；再熟就叫做平，即有六年的粮食储备；三熟就叫做太平，即耕种二十七年，有九年的粮食储备。这是君主的恩德泽被天下，先王的等级制度和相应的礼节仪式就可以建立和巩固了。所以说“如有打算称王天下的人，必定要实行三十年的仁政才能成功”，这是必由之路。

到周王朝已经衰落的时候，朝廷的暴君和贪官污吏们忽视井田的界限，横征暴敛，滥用人力，政令不讲信用，上下互相诈骗，公田无人管理。因此，鲁庄公首先废除井田制推行“初税亩”，《春秋》对这件事进行了讽刺，因为实行“初税亩”不仅使官吏们更贪，人民怨恨，致使灾害不断发生而祸乱从此开始。

周王朝衰落进入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只重阴谋暴力而轻视仁义道德，先求占有财富而后讲礼让。这个时候，李悝作为魏国的丞相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主张，他认为方圆百里的土地面积，大概有九万顷，除掉山川河流和都城及百姓居住的面积的三分之一，还有田地六百万亩，若能勤加耕耘则每亩可以增产三斗，不认真耕作则减产也是三斗，以这个数字计算，方圆百里面积的上等田地的一增一减，就是一百八十万石粮食了。他又说粮食卖得太贵损害一般人的利益，太贱则损害农民的利益；伤害了一般人的利益，他们会离散到别的地方去，伤害了农民的利益，农业生产搞不好，国家就会贫穷。所以，粮食太贵了或是太贱了，都不好，他对百姓的伤害都是一样的。善于治理国家的当权者，一定要使百姓的利益不受到伤害同时还要鼓励农民搞好生产，现在，一般农户一个男劳力负担五口人，耕种一百亩田，一年每亩收粮食案一石半米计算，合计收粮食一百五十石，除掉纳税占十分之一计十五石，余下一百三十五石，口粮，每人每月一石米，全家五口一年的口粮是九十石，扣除则剩四十五石。每石粮食卖钱三十，共计得钱一千三百五十，除掉社闾春秋祭祀社神摊派钱三百，尚余钱一千零五十。添置衣服大概每人花钱三百，五口人一年就要一千五百钱，光这笔开支就短少钱四百五十。若不幸有疾病丧葬的费用，还有完纳赋税的开支这里尚未包括，这就是农民所以长期贫困，不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而使粮价这样昂贵的原因。因此，善于稳定粮食价格的当权者，一定要认真的调查研究上中下三种年成的农户收获情况，上等的丰收之年，若增产四倍，百亩收粮食六百石，除掉赋税及口粮余下四百石；中等的丰收年，若增产三倍，百亩粮食四百五十石，除掉纳税和口粮余下三百石；下等丰收年，产量翻一番，百亩收粮食三百石，扣除赋税及口粮，余下一百石。小灾荒年成减产三分之一，百亩只能收一百石；中灾荒年成减产一半，百亩收粮食七十石；大灾荒年成减产五分之四，百亩收三十石。所以，要考虑这两种不同年景的情况，来决定官府对粮食的收购数额，大丰收之年，官府收购它三百石，余下一百让农民自己储备；中等丰收之年，官府收购它二百石，下等丰收之年就只应收五十石，这样，使农民的利益得到适当的满足，又平稳了粮价，而等粮价平稳了就停止收购，若遇上灾荒，官府则以丰补歉，小灾年就把小丰收年受的粮食卖出，中灾就卖中等丰收年的，大灾就卖大丰收年的，。这样，虽然遇上水旱天灾的饥荒年成，粮食价格不抬高而百姓也就不会流散，这就使取有余补不足的办法。这个办法在魏国实行以后，国家因此强盛起来。

到秦孝公任用商鞅为相，破坏井田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田间开出了一条条纵横的小路。对于积极为耕战处理的人给以奖励，这虽然不符合古代先王的道理，还是抓住了农业这个根本。所以，使秦国日益强盛，不仅胜过邻国，而且称霸诸侯。但是先王的制度终于被毁灭，臣下背离本分的事，越来越不受限制。这个时候，平民中的暴发户有的积累了亿万家产，而贫穷农民则穷得吃糟糠过日子；在各诸侯国之间，强国不断兼并别国的土地，而弱者连国家都丧失了。到秦始皇终于灭六国统一天下，对内开始大兴建设，对外连年用兵扫除各少数民族的侵扰，国家征收的赋税竟超过百姓收入的半数。征发闾左的人先服徭役，男子虽然拼命耕作还不够纳军粮，女子拼命纺织也不够纳贡官府的衣服，竭尽天下的资财用来供给他对内外的需要，还不能满足秦始皇的欲望。这样横征暴敛的结果是全国百姓怨声载道，于是，他们以逃亡和叛乱来反抗秦始皇的暴政。

汉高祖刘邦兴起的时候，面临着秦王朝的种种弊政和六国诸侯又纷纷起来争夺天下的紊乱局面，百姓无业可居，大闹饥荒。那时候，米一石涨至五千钱，以致发生人吃人的事，百姓死亡超过半数。高祖为争夺百姓，允许他们卖掉儿女来蜀汉度荒。高祖统一天下建立汉王朝以后，民穷财尽，毫无积蓄。当时天子竟不能用同一种毛色的驷马（马车），而将相有的只能乘牛车。汉高祖还简化法令和禁令，减轻田租，实行十五征一，量出为入，估计官员的薪俸和官府的用度，来征收人民的赋税。从天子、王侯以及帝后、公主所奉的汤沐邑都征收山川园池及工商业的租税，以供自己各自享用，不再领受朝廷的经费。这时全国运输到关东供给京师个官府的粮食，一年不超过数十万石。到惠帝和高祖当权的年代，粮食衣物都有了增长和发展。文帝即位，他身体力行提倡节俭，让百姓继续得到休养生息。但是，当时又出现近似战国时代的情况，百姓都弃农经商。为此，贾谊上书给皇上说：“管子说：仓库充实然后才知道讲理节。人民不富足而国家可以太平的事，从古到今，没有听说过。古人说：一个男子不耕种，结汇有人挨饿；一个女子不纺织，就会有人挨冻。生产粮食和衣物时又季节限制的，如果用起来不节制，那么物力就一定会枯竭。古代先王治理国家，极为细致周密，所以他们积蓄的粮食和衣物足以维持生活。现在许多人离开农业而趋向工商业，吃闲饭的人很多，这是国家的大灾难。奢侈豪华的风气，一日比一日增长，这是国家的大灾害。灾祸在盛行，没有谁稍加阻止；国家将倾覆，没有谁来拯救。生产粮食财物的人很少；可是浪费他的人却很多，天下的财物怎么会不缺乏？汉王朝建立以后将近四十年了，国家和私人的积蓄情况，还很令人哀痛。时令失常，天旱不下雨，人民会有很多顾虑，年成坏没有收入，朝廷就出卖官爵，人民就卖儿卖女，这些都已经传到你的耳朵里了，哪里有治理国家临近危险到这种地步，而皇上还不震惊的呢？世上有饥荒年成、丰收年成，这是自然界变化常有的现象，夏禹、商汤都遇到过。假设不幸有方圆而三千里的大旱，国家用什么去救济老百姓呢？突然边境上发生了战争，数十百万人的军队，国家用什么去供应他们？兵灾、旱灾交加而来，国家物资就会奇缺。那么，那些勇猛力壮的人就将聚众到处抢劫；那些年老体弱的人也会易子而食。朝廷的权力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达到的，那些边远地区不安分的人，就都同时起来争夺天下了。到那时才感到惊骇而图谋治理国家，难道还来得及吗？积累储备，是国家存亡的命根子。如果粮食很多而且财物有剩余，什么事做不成呢？有了这些东西，发动进攻就能占领，实行防御就能固守、进行战争就能打胜仗。这样就可以使敌人顺从，边远的人来归附，有什么人招不来呢？现在驱使人民归于农业，都从事农业生产，使天下的人都各食其力，那些从事工商业的人，都转而从事农业生产，那么积蓄就很多，而人民也就乐于定居了。本来可以使人民富足，国家安定，现在竟出现这种使人畏惧担忧的情况，我暗暗为陛下深感可惜。”

文帝为加以的建议所感动，开始建立籍田，执耒耜亲自试验耕种以鼓励百姓发展农业生产。晁错又上书跟皇帝说：在贤明的君主统治下，百姓不至于受冻挨饿，这并不是君主自己能够给百姓吃，织布给他们做衣服穿，而是因为他给百姓开辟了取得财物的路子。所以虽然唐尧、夏禹的时候有九年的水灾，商汤的时候有七年的旱灾，可是那时却没有被遗弃和饿瘦得不成样子的人，就是因为粮食储备多，事先有准备的缘故。现在国家统一了，土地和人口的数量都超过了禹、汤时代，再加上多年没有发生水旱天灾，然而积蓄却没有禹商时代充足，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先有的土地还没有充分利用起来，百姓还有潜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能够种植谷物的荒地没有全部开垦出来，山林水泽的物产没有完全开发出来，无业的百姓没有完全回农村去从事农业生产。百姓贫困，就容易出奸邪的事。贫困产生于财力不足，财力不足是由于不发展农业生产，农业不发展，百姓就不会在农村安居，不安居农村就会背乡离井，轻视家园。如果百姓象鸟兽一样，即使有很高的城墙，很深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和残酷的刑法，也还是禁止不住他们去做奸邪的事情。
人在寒冷的时候，不会等到有了又轻又暖的衣服才穿；饥饿的时候也不会等到有了美味的食物才吃；饥寒交迫，就顾不得廉耻。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就挨饿，到了冬天不添置衣服就要受冻。肚子饿了没有吃的，身上寒冷没有衣服穿，即使是慈祥的母亲，也抱不住她的儿子，国君又怎样能控制住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让百姓耕种五谷，种桑养蚕，减轻租税，普遍积蓄粮食，以便充实粮仓，防备水旱灾荒，这样就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

百姓全靠君主来统治管理他们，他们追求利益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哪管什么南北东西。那金银珠宝，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然而大家都珍贵它，就是因为君主爱好，使用它的缘故。这些东西轻便为小而又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不愁有饥饿寒冷的威胁，可这样就会使臣子轻易被判他的君主，百姓随便离开他的家乡，就会使盗则得到鼓励，使逃亡的人得到轻而易带的资财。粮食、棉麻都是地里长出来的，生长要有一定的季节，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也要花一定的人力，不是一天就可以办成的。好几石重的粮食、布匹，一班人都搬不起来，不容易被坏人所以用，可是百姓一天没有他就要挨饿受冻的。因此，鲜明的君主总是重视粮食而轻视金银珠宝的。

现在五口之家的农户，至少有两个人去服役，他们能耕种的不到一百亩土地一百亩土地的收成不过一百石粮食。他们春天耕种，夏天锄草管理，秋天收割，冬天储藏，还要砍柴，修理官府房舍，出公差服劳役，春天不能躲避风雨，夏天不能躲避暑热，秋天不能躲避阴雨，冬天不能躲避寒冷，一年四季没有休息；一年当中还要忙于私人之间的送往迎来，悼念死者，探望病人，抚养孤老，教育儿童。这样辛勤劳动，况且再遇到水旱天灾，加以官府催逼赋税残暴横虐，征收有内忧定时，早上下命令，晚上就更改，没有东西可买的人，就以加倍的利息去借贷，于是就出现了卖田地、买房屋、甚至卖子孙来还债的事情。而那些商人，大的囤积居奇，榨取成倍的利润；小的摆摊贩卖，投机倒把。他们整天在街市上游逛，乘朝廷急需物资的机会，成倍的抬高物价，牟取暴利。所以，这些商人，男的不耕种田地，女的不养蚕织布，却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毫米的大肉，他们没有农民的辛苦，却能得到土地上的收获，他们仗着有钱，结交王公贵族，权势超过了官吏，利用钱财，互相倾轧争夺。他们游逛千里，带着官吏的帽子，仗着官吏的车盖，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他们乘好车，驾肥马，脚穿丝鞋，身披愁衣，这就是商人掠夺农民、致使农民流浪逃亡的原因呀。

现在法律虽然轻视商人，重视农民，可是商人已经富贵起来了，农民却贫困，卑贱了。因此，一般人所看重的，正是君王所轻视的，一般官吏所轻贱的，正是法律所重视的。上下相反，善恶颠倒，这样，想要国家富强，法令建立，是办不到的。现在的任务，没有比让百姓务农更重要的了。要想百姓务农，在于重视粮食，重视粮食办法，便是使百姓以纳粮多少作为对他们奖罚的标准。现在号召全国百姓纳粮给官府，可以被封官，可以免除罪过。这样，富人有了官爵，农民得到了钱财，粮食可以分散到需要的地方去，能够纳粮受爵的，都是有余粮的人。拿余粮来供朝廷使用，就可以减轻贫民的赋税，这就叫拿富裕的来补充不足。这个法令实行起来，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顺应民心，有三方面的好处，一是国君的用度充实了，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了，三是鼓励农民耕种。现在法律规定，百姓有一匹装备齐全的战马，可以免除兵役。战马是国家的武器装备，所以可以用来免除兵役，神农氏教导说：“有七、八丈高的石头城，百步宽的护城河，穿着盔甲的兵士百万，但是没有粮食，那也是不能守住的，”由此看来，粮食对于君主是有很大用处的东西。它是治理国家的最根本的东西。现在让百姓缴纳粮食，换取爵位，爵位高到五大夫以上，才不过免除了一个人的兵役，这与缴纳战马的功效相比，差得远了，封爵是君上所独有的权力，任你口说，相封多少就封多少。粮食是百姓生产出来的，只要是它生长在土地上，就不会缺乏。得到告绝和免除罪罚，这是人们都很希望的。如果让天下的人把粮食疏导边境上，用来受官爵，免罪罚，那么过不了三年，边塞上的粮食就一定会很多了。

文帝于是听从晁错的建议，规定百姓缴纳粮食导边境的，六百石为上造爵位，以后又逐渐增加到四千石为五大夫爵位。一万二千石为大庶长爵位，不同爵位缴纳粮食的稽查不同。晁错又向皇上进言：“陛下让百姓向边境加纳粮食以封赐官爵的办法，使国家得到很大的好处。我当时是担心边塞兵卒的粮食不足，主张把分散在全国的粮食疏送去。现在边境的粮食够吃五年了，可以号令百姓把粮食缴纳给当地均线官府了。假使当地官府囤积够用一年以后上的粮食，可以及时实行赦免，不受农民的租税。这样做，皇上的恩惠遍及广大百姓，百姓们会努力耕种。这样，即使经常要服军役，或者遭遇水旱灾，百姓不会贫困，国家仍然会安宁，若是年成丰收光景好，百姓就富裕快乐了。”皇上又听从他的建议，下令把十二年租税的一半赏赐给百姓，下一年，终于免除了租税。过了十三年，及景帝二年，规定百姓私田制征收一般的租税，税率三十征一。这一年以后，上郡以西发生旱灾，朝廷又恢复卖官爵的命令，并用减价纳粮食来免罪。这时候，朝廷开始建牧马场，大批养马埸满足广大的需求，尤其是当时的宫廷、王室、宾馆对车马的需求大大增加了。然而朝廷还是屡次给主管机构的官员下令要以农业为重，广大百姓于是仍乐于从事农业，到武帝初年，国家七十年来没有战事，如果没有遇到水旱灾害，那么百姓人人有饭吃，家家都富足，都城和边境粮食满仓，府库有结余的财务。京城的钱积累达数百亿，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以致无法点数，朝廷仓库的粮食一年一年的堆积起来，夺得无处收藏，一直推挤在屋外，腐烂的不能吃了。民间街头巷尾都有马，乡村野马成群，成母马的人，到处受到轻视排斥，甚至不许他参加聚会，一般平民安居乐业，吃的是高粱厚味，做官的长期在位，生子抱孙，也不转职；居官年久了，以官职为姓。百姓人人自爱敬重法令不触犯法律，普遍重视品行和道德，而对不道德的行为感到羞愧，引为耻辱。于是法网粗疏不严，有些人非法致富，抢占财物，骄纵无度，以致兼并土地；一班豪族劣绅，横行乡里，擅作威福，不问是非曲直，皇室和幽灵地的王侯及公卿大夫等官吏追求奢侈生活。他们的共识、车马、服饰超过了朝廷的规定，毫无限制。事物由盛变衰，这种变化绝非偶然的。

H. 东莞塘厦哪里有蔬菜水果批发

卖水果的到振兴围那里有一个水果市场，想要便宜的可以到樟木头百果洞那里也有一个水果批发市场。
蔬菜的就在东浦市场，凌晨一般2点开市到早上。
至于门面的话，不建议在138那里租，现在的138已经人烟不集中，以前在宏业路那里的人气很旺，现在那里也是人烟稀少，租金大概30到60一平方。
我建议你到林村那里看看，在通往新太阳工业区那里有一个夜市地摊一条街，租金不是很贵，人流很旺，适合你这样的新手，进可攻退可守。

I. 《卢从愿》的文言文翻译是什么

• 卢怀慎是滑州人，大约是范阳的著名家族。祖父卢悊，任官灵昌县令，于是成为灵昌县人。卢怀慎在儿童时已经不凡，父亲的朋友监察御史韩思彦感叹说：“这个儿童的才器不可限量！”到他长大，中了进士，历任监察御史。神龙年间，升任侍御史。中宗去上阳宫谒见武后，武后诏命中宗十天一朝见。卢怀慎劝谏说：“往昔汉高祖受命为帝时，五天一次去栎阳宫朝见太公，因为从布衣登上皇位，拥有天下，将尊贵归于父亲，所以这么做。现今陛下遵守成法、继承皇统，怎么可以效法呢？何况应天门离提象门才二里多，骑马不能成列，乘车不能并行，从这里屡出，万一有愚人进犯车驾，虽将他问罪也来不及了。愚臣认为应将太后接到内朝以尽孝养之情，这样可以免去出入的烦难。”中宗不听。升迁右御史台中丞。上章疏陈述当时政治，说：臣听说“善人治理国政持续到一百年，可以克服残暴免除杀戳。”孔子说：“假若用我主持国家政事，一年仅差不多了，三年便会很有成绩。”所以《尚书》说：“每隔三年就要考核政绩，经过三次考核就决定提拔表彰或罢免惩罚。”昔日子产为郑国宰相，变更法令，颁布刑书，第一年众人怨怒，想杀他，三年后众人感德而歌颂他。子产是贤人，他治理国家尚且需要三年才有成绩，何况平常的人呢？最近州刺史、长史司马、京畿都畿县令或者一二年，或者三五个月就迁官，而不论政绩。这样就使没有迁官的人倾耳而听，踮足盼望，争相冒进，没有廉耻，还哪有闲暇为陛下宣布风化、抚恤民众呢？礼义不能施行，户口更加流散，仓库越益匾乏，百姓日见凋弊，都因为这个缘故。民众知道官吏任职不长，便不听从他的教导；官吏知道迁官日期不远，也就不竭尽他的气力。地处爵位而偷安，用来养成资历声望，虽然圣明君主有勤劳治理天下的志向，然而侥幸的道路已经开启，上下之间互相欺骗，怎么能尽力作到至公呢？这是国家的疾病。贾谊所说的脚掌反转不能行，是小小的毛病，这个病不治好，虽有名医和、名医缓也将不能治。汉宣帝考核名实，大兴治理，致使风俗向化。黄霸是优良的太守，宣帝对他加官秩赐黄金，就地表彰他的政绩，但终于不肯将他迁官。所以古时担任官吏的，以至能延长到子孙。臣请求都督、刺史、长史司马、畿县县令任职不满四年，不能迁官。如果治理的特别优异，或者可以加赐车马裘服俸禄官秩，派使节慰问，下诏书劝勉，须等到有公缺，才提拔上来以鼓励治理有才能者。对那些不称职或贪婪暴虐的人，则免官放归乡里，以表明赏罚的信义。
  昔日“唐尧、虞舜稽考古事，建立官职，只有百名官员”。“夏朝、商朝官吏加倍，还能够任用才能之士”。这是说减省官吏。因此说：“官员不必完备，只在他的才能”。“不要荒废百官职务，上天设立的官职，由人来代行。”这里讲的是选择人才。现在京师各官司员外官，多出数十倍，是近代以来没有过的事。若说官员不必完备，这就是多余；若说人能代行天职，这些人却大多不掌事务，然而俸禄的支出，一年达亿万之巨，白白空竭了府库的储藏，这难道是求得治理的本意吗？现在民力极其凋弊，在黄河渭水扩大漕运，也不足以供给京师，公室私家损耗无数，边境尚不平静。如果水旱成了灾害，租税收入减少，边境出现敌情警报，赈救的谷物储量不足一年，陛下将用什么来解决危难呢？“不要轻易使用民力，这会使人危难；不要安于其位，因为这很危险”。这是说要谨小慎微。审查这些员外官员，都是当世有才干的良吏。因才能提拔他们但不发挥他们的作用，用名位尊敬他们但不竭尽他们的才力，从过去以来，使用人材难道是这样吗？臣请求将那些员外官中有才能可以担任地方长官或高级僚佐的官员，一并加以升迁，让他们在地方上出力，由朝廷核查他们的政绩。若有年老有病不能任职的，一切停罢，使得贤者与不贤者能截然分开，这就是当前的迫切事务。
  争思宠，贪贿赂，欺侮鳏夫寡妇，这是政事中的祸害。臣见朝廷内外官员中有贪污受贿、声名狼藉，以及残害平民的官员，虽然被流放贬官，但很快就升迁回来，仍然作地方长官，被委任在江淮、岭表、沙漠地方，只是粗略表示一下惩罚贬斥。他们内心中自暴自弃，使贪财聚敛不顾其身，到底也没有侮改之心。圣明的君主对于万物应该平分恩泽没有偏向，用有罪的官吏治理远方，等于是给奸人恩惠而遗弃了远方的民众。远方州郡，哪点辜负了圣明教化，要单独承受这种恶政呢？边境地方夷族与华人杂居，恃仗险要依靠路远，容易扰乱而难于安定。如果长官没有治理的才能，就会使平民流亡，起事成为盗贼。由此说来，平凡之才都不可用，何况奸猾的官吏呢？臣请求因贪赃而被停罢官职的人，罢官不到数十年，不得赐思录用。《尚书》说：“识别善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童疏奏上，没有答复。
  升任黄门侍郎、封爵渔阳县伯。与魏知古分别掌管东都的选举事务。开元元年，进任同紫微黄门平章事。三年，改任黄门监。薛王舅舅王仙童暴虐百姓，御史台调查掌握了他的罪行，已经申报立案，这时又有诏书命紫徽省、黄门省覆核查实。卢怀慎与姚崇上奏说：“王仙童罪状十分明白，如果御史都可以怀疑，那么其他人怎么还能够相信呢？”于是结案。卢怀慎自认为才能不如姚崇，因此事务都推让给姚崇，自己则概不专断，当时人讥笑为“陪伴吃饭的宰相”。又兼任吏部尚书，因疾病恳请退休，被批准。去世，追赠荆州大都督，谥号为文成。留下遗言推荐宋璟、李杰、李朝隐、卢从愿。玄宗对此十分伤悼并感叹。
  卢怀慎清廉俭朴不经营产业，衣服、器物上没有用金玉做的豪华装饰，虽然地位尊贵但妻子儿女仍然寒冷饥饿。得到的俸禄赐物，毫不吝惜地给予朋友亲戚，随给随无，很快散尽。赴任东都去掌管选举，随身用具只有一个布袋。得病后，宋璟、卢从愿去看望，见铺的席子单薄而破旧、门上没挂帘子，适逢有风雨刮来，举起席子遮挡自己。天晚了摆饭招待，只有两盆蒸豆、数碗蔬菜而已。临别时，卢怀慎握着二人的手说：“主上急于求得天下大治，然而在位年久，对勤勉稍有些厌倦，恐怕要有险恶之人乘机被任用了。你们记住这些话！”到治丧时，家里没有留下储蓄。玄宗当时将要前往东都，四门博士张星上言说：“卢怀慎忠诚清廉，始终以正直之道处世，对他不给予优厚的赏赐，就不能劝人从善。”于是下诏赐他家织物百段，米粟二百石。玄宗后来回京师，在鄂、杜间打猎，望见卢怀慎家围墙简陋低矮，家人像办什么事，就派使节驰往询问。使节回来报告说是卢怀慎死去二十五个月后的大祥祭祀，玄宗于是赏赐细绢帛，并因此停止了打猎。经过卢怀慎的墓时，石碑尚未树立，玄宗停马注视，泫然流泪，诏书命官府为他立碑，令中书侍郎苏(廷页)草拟碑文，玄宗亲自书写。
  儿子卢奂、卢奔。卢希早年正直，做官有清白名声，历任御史中丞，出任陕州刺史。开元二十四年。玄宗回长安，在陕州停留，赞许他的善政，在他办公的厅里题写赞词说：“身负刺史重任，分掌陕地大州。也已利沾万物，心怀忠君忘身。真是国家珍宝，不失卢公家风。”不久召入朝廷任兵部侍郎。天宝初年，任南海郡太守。南海处水陆交汇之地，物产瑰丽珍奇，前太守刘巨鳞、彭果都因贪赃获罪，因此以卢矣代任。污吏敛手不敢贪污，宦官来买舶来品时也不敢干扰卢矣的法令，于是远方民俗十分安定。当时认为从开元以后四十年，治理广州而有清廉节操的，宋璟、李朝隐、卢希三人而已。最终任官尚书右丞。

• 原文

  ，宋璟、李朝隐、卢希三人而已。最终任官尚书右丞。
  

  卢从愿，相州临漳人，后魏度支尚书昶六代孙也。自范阳徙家焉，世为山东著姓。冠明经举，授绛州夏县尉，又应制举，拜右拾遗。俄迁右肃政监察御史，充山南道黜陟巡抚使，奉使称旨，拜殿中侍御史。累迁中书舍人。

  睿宗践祚，拜吏部侍郎。中宗之后，选司颇失纲纪，从愿精心条理，大称平允。其有冒名伪选及虚增功状之类，皆能擿发其事。典选六年，前后无及之者。上嘉之，特与一子太子通事舍人。从愿上疏乞回恩赠父，乃赠其父吉阳丞敬一为郑州长史。初，高宗时裴行俭、马载为吏部，最为称职。及是，从愿与李朝隐同时典选，亦有美誉。时人称曰：吏部前有马、裴，后有卢、李。

  开元四年，上尽召新授县令，一时于殿庭策试，考入下第者，一切放归学问。从愿以注拟非才，左迁豫州刺史。为政严简，按察使奏课为天下第一等，玺书劳问，赐绢百匹。无几，入为工部侍郎，转尚书左丞。又与杨滔及吏部侍郎裴漼、礼部侍郎王丘、中书舍人刘令植删定《开元后格》，迁中书侍郎。十一年，拜工部尚书，加银青光禄大夫，仍令东都留守。十三年，从升泰山，又加金紫光禄大夫，代韦抗为刑部尚书。频年充校京外官考使，前后咸称允当。

  御史中丞宇文融承恩用事，以括获田户之功，本司校考为上下，从愿抑不与之。融颇以为恨，密奏从愿广占良田，至有百余顷。其后，上尝择堪为宰相者，或荐从愿，上曰：“从愿广占田园，是不廉也。”遂止不用。从愿又因早朝，途中为人所射，中其从者，捕贼竟不获。时议从愿久在选司，为被抑者所雠。

  十六年，东都留守。时坐子起居郎论粜米入官有剩利，为宪司所纠，出为绛州刺史，再迁太子宾客。二十年，河北谷贵，敕从愿为宣抚处置使，开仓以救饥馁。使回，以年老抗表乞骸骨，乃拜吏部尚书，听致仕，给全禄。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余，赠益州大都督，谥曰文。

  新唐书《卢从愿传》

  卢从愿，字子龚。六世祖昶，仕后魏为度支尚书，自范阳徙临漳，故从愿为临漳人。擢明经，为夏尉。又举制科高第，拜右拾遗，迁监察御史，为山南黜陟巡抚使，还奏称旨，累进中书舍人。

  睿宗立，拜吏部侍郎。吏选自中宗后纲纪耗荡，从愿精力于官，伪牒诡功，擿检无所遗，铨总六年，以平允闻。帝异之，特官其一子。从愿请赠其父敬一为郑州长史，制可。初，高宗时，吏部号称职者裴行俭、马载，及是，从愿与李朝隐为有名，故号“前有裴、马，后有卢、李”。

  开元四年，玄宗悉召县令策于廷，考下第者罢之。从愿坐拟选失实，下迁豫州刺史。政严简，奏课为天下第一，宝书劳问，赐绢百匹。召为工部侍郎，迁尚书左丞、中书侍郎，以工部尚书留守东都，代韦抗为刑部尚书。数充校考使，升退详确。

  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用事，将以括田户功为上下考，从愿不许，融恨之，乃密白“从愿盛殖产，占良田数百顷”，帝自此薄之，目为多田翁。后欲用为相屡矣，卒以是止。十八年，复为东都留守，坐子起居郎论输籴于官取利多，贬绛州刺史，迁太子宾客。二十年，河北饥，诏为宣抚处置使，发仓廥赈饥民。使还，乞骸骨，授吏部尚书致仕，给全禄终身。卒，赠益州大都督，谥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