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山西人家批發商行

① 你知道的有錢人都是做哪行致富的

福布斯上那些有錢人是做地產，互聯網！其他有錢人就是開礦開工廠，也有靠賣煎餅賣蔥油餅身家幾千萬的

② 山西那有什麼風俗

1、添倉節，添倉就是預祝農家糧倉里添滿糧食。添倉節在每年農歷正月的二十五日，實際含意是要往糧倉里添東西，指望當年增產增收。

2、六月六節，晉南地區稱為「回娘家節」。六月六日前後，小麥已經收打完畢，正處在一個農閑階段，是探親的絕佳時期，民間遂有「六月六，走罷麥」的俗語。六月初六日，在山西許多地方演化成了廟會。

3、廟會，山西人通過廟會上的商貿交易，將多餘的農產品出售，換回自己不能生產的物品如農器之類，同時也參與鑼鼓、秧歌、車船轎、閣蹺、燈火等各種民間社火文藝表演。

4、旺火，生旺火是山西北部地區的一種風俗習慣。每逢除夕和元宵節，家家戶戶院落門前都要用大塊煤炭壘成一個塔狀，名曰旺火，以圖吉利。

5、麵塑，山西民間麵塑主要是對天、地、神的祭祀和祈禱，是生活理想的體現。

③ 在中國的 山西令狐家族和廣東葉氏家族 哪個厲害 還有那幾個家族厲害點

毗鄰黃河北岸的洪陽村現有1600多人口，荊、譚、令狐為村裡三大姓氏。澎湃新聞記者李聞鶯圖那是一個依黃河而形成的村莊，村民們種棗樹為生。不遠處就是光緒《山西通志》里提及的「洪陽渡」——它曾與茅津渡、太陽渡、南溝渡並稱平陸「四大官渡」。村裡有1000多人，荊、譚、令狐是三大姓氏。令狐族譜記載，令狐原本是春秋時代的一個地名。《水經凍水注》也曾寫到，「令狐即猗氏地」，所指位置即運城境內的臨猗縣。令狐氏原是周文王的兒子畢公高的後代。春秋時期，畢氏後人畢萬屢立戰功，晉獻公將他封在魏地（今芮城、平陸一帶），並賞賜魏姓。若干年後，畢萬的後代魏顆又立戰功，晉悼公封魏顆之子魏劼到令狐地，並將令狐姓賞賜於劼。令狐後人多好學，出過不少舉人、進士，唐代時朝中為官者數人。只可惜此後家族衰落，到明朝只留下兩戶人家，一戶居住在平陸縣狐家凹，一戶居住在臨猗縣王鑒村。洪陽村令狐家，便是平陸縣狐家凹一支的延續，論歷史已有2600餘年。令狐野的父親令狐益三，是洪陽人對令狐家族最早的記憶。「令狐益三是老中醫，平日種地、看病，在村裡德高望重。」洪陽村一位老人告訴澎湃新聞，令狐益三有四子一女，小名分別是新穎、新吉、吉祥、四祥和五經，聽起來頗有詩書味道。令狐野就是四祥，令狐益三的第四個孩子。當年的他，人如其名，個性也是最「野」的，不僅一腔熱血鬧革命，還和原配離婚，娶了同在延安當醫護人員的王黎明。原來，令狐野的原配也是平陸當地人。女方略為年長，家境殷實，還資助過令狐野讀書。兩人生了一個女兒叫令狐桂英，小名愛女。令狐野重新組建家庭，也讓他和第一任妻子的關系十分微妙。洪陽人說，這位原配一生沒有再嫁，伺候公婆直到離世。「愛女和她爸感情不太好。」一位知情人士對澎湃新聞透露，愛女脾氣和令狐野一個樣，一個字——犟。十幾歲時，愛女背著紅棗、核桃去陝西看父親，令狐野偏不要，讓背回去，父女間自此有了隔閡。

④ 現在是我的家人在山西做傳銷，好像人生安全有點擔心，不知道報警有用嗎

報警首先我們面對傳銷第一反應就是報警，這是非常正確，非常理智的做法，但是我們很多人都會遇到這樣的一些情況： 1：有沒有產品？有產品的話就讓工商去管，沒產品的話再找我們。我們都知道一般傳銷都是以產品為依託幌子，你說沒產品的話，人家能拿的出來產品，你說有 報警 首先我們面對「傳銷」第一反應就是報警，這是非常正確，非常理智的做法，但是我們很多人都會遇到這樣的一些情況： 1：「有沒有產品？有產品的話就讓工商去管，沒產品的話再找我們。」我們都知道一般傳銷都是以產品為依託幌子，你說沒產品的話，人家能拿的出來產品，你說有產品的話人家產品只是幌子。所以這個時候求助者很迷茫，無奈。（我舉報的是犯罪，即使沒有產品那麼它是否屬於經濟詐騙呢？如果不是那你給我一個說法，我想看看你們到底管不管？如果不管，而且不能說明情況，那我只好通過其他途徑來對你們進行舉報。） 2：「你能否說明具體位置？你如果不能提出具體位置我們也不能幫你查處。」一般都是剛被邀約或者知道自己的親朋好友進入傳銷，所以對於傳銷窩點並不是很清楚或者已經逃出傳銷窩點，再加上傳銷窩點很有可能轉移住宿或者上課地點。所以這些人對於這個問題又是無奈。（那麼我現在是向你部門舉報你部門直轄所管的傳銷事件，是國家的違法，擾亂社會正常經濟行為的違法活動，我現在的要求只是你部門合法立案，希望你部門能盡你所職！我可以提供他們在做傳銷的相關證據例如（網路圖，工資單，業績表，筆記，上課地點，一些傳銷人員的症狀等等，我可以為我提供的證據負擔法律責任。））另外我們可以按照相關法律對於自己的親人盡心失蹤案例的情況進行立案。 3：「對不起，這方面的案例你必須在你們戶籍（又或者你必須得到當地相關部門進行舉報）這種情況是我們求助者遇到的最多的問題，一般像這樣的情況我們就反問他們這是什麼規定的這樣的一條規定？（我們遇到了傳銷然後像你們有關部門舉報，你們這樣推脫讓我們的事情如何解決？我們的親人如何解救？是什麼樣的規定讓你們不能受理？我們的要求就是立案處理） 4：「你是如何證明他（她）是在做傳銷呢？為什麼說她們的組織就是傳銷呢？」這也是我們求助者可能遇到的問題，求助者遇到這樣的問題同樣也是迷茫，無奈。（我們是像你舉報犯罪，如果我們有證據你們還沒有證據的話你們的辦事效率如何體現？我們能理解你們的辦案難度，可是當我看到乃些睡地鋪，大課堂，入門費等等這些的時候還不算是傳銷嗎？難道你們只是認為傳銷就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案件嗎？如果說到有用的證據的話，是不是出了「殺人案件」你們要等到我手裡有證據的時候才向你們部門舉報嗎？） 5：「你是他的什麼人？如果不是親人的話，就讓他們親人來進行報案！」我實在是不能忍受我們國家某些地方部門這樣的態度，是親人才可以報案嗎？我真的替我們國家的一些親人感到悲哀和傷痛！求助者遇到這樣的說法除了迷茫又是無奈。哎，我深感到一些求助者此時的悲痛！一般求助者有一些是聯系不到做傳銷的家人的，因為傳銷大多數是異地操作而且這些人對於自己的一些信息都是極為保密的，其他人確實很難知道。（是什麼規定讓我們報案必須得是直系親屬出面？難道我們的孤兒就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公民嗎？難道這些人不是合法納稅人嗎？我要求立案處理） 以上都是我個人觀點，對於求助者可能遇到和已經遇到的報案的問題進行的相關思路的一些回答！一般求助者遇到傳銷第一反映就是報警，但是我在這里說的是如果是要解救，而且能解救的我建議如果你要報警那麼就不要在自己出面的情況下報警！如果你是想解救卻沒有能力解救的那麼請你盡你所能讓相關部門去處理，打擊傳銷人人有責！我們都知道執法部門對於傳銷的態度一般情況下就是砸一下課堂，然後這些人回去又繼續去做傳銷，所以我認為如果是要解救自己的親人的話，一定要想辦法解決腦部問題，也就是「洗腦」問題！ 我們都知道在我們社會中存在著這樣一些人，他們是一些全職做反傳銷的一些人，這些人對於傳銷可以說是專業的，當然很多人都說這些人是有利可圖，我們想一想，如果其他途徑可以去解決的話社會上還會有這樣的人存在嗎？我的立場是拿錢辦事，坐車買票。這種情況很正常，因為畢竟這些人不可能說是「我是反傳銷志願者，所以我坐車吃飯你別收費，給我免費」大家想一想這樣現實嗎？ 這篇文章發表後我希望再做改進，希望廣大網友對這篇文章進行提問，我會一一作答，做好改正以便於更多的求助者合理，安全，適只要是異地邀約、以謊言相騙，以所謂的三商法、五個級別三個晉升階段、新市場營銷計劃等為分配製度，還有所謂的平台出局制，說以後能賺幾百千萬。請大家認清傳銷，不要再上當，這時候您應該聯系聯系反傳銷康復中心少爺. 當的去解救自己的親人，一家團聚！

⑤ 在晉商中，有哪幾家比較強大

晉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間的武士貜,武則天之父.李淵父子從太原起兵時,木材商人武氏從財力上大力資助,李淵父子的就是憑借但是天下最精華的太原軍隊和武氏的財力開始奪取全國政權,建國後,武氏並封為國公,地位等同秦瓊,程咬金等,可以想像李淵父子當時從武氏那裡得到多少財產.而武氏也從他最初聰明的政治投資中得到了巨大的回報.其後還孕育誕生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女皇武則天.

范永斗
范永斗，祖籍山西介休。生活於明末清初的張家口。

早在明朝初年，范氏就在張家口和蒙古地區做生意，歷經七代，傳至范永鬥成為張家口地區對滿蒙貿易的漢族大富商，時人稱其「賈於邊城，以信義著」。當時，居於東北的女真族開始軍事擴張，由於和明王朝的敵對關系，他們所需要的軍事、生活物質，只能通過張家口的貿易市場獲得，也就是以張家口為基地運轉過去，范永斗和其他七家商人就開始做這方面的生意，「與遼左通貨財,久著信義」。據道光年間的《萬全縣志》記載：「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時以貿易來張家口。曰：王登庫、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賓、田生蘭、翟堂、黃永發，自本朝龍興遼左，遣人來口市易者，皆此八家主之。」由於八家商人為清王朝的建立作出了貢獻，所以清朝定鼎後，順治帝沒忘為入主中原建立過赫赫功業的八大商家，在紫禁城設宴款待，並賜給服飾。順治還要給他們封官賞爵，八大商家受寵若驚，竭力推辭。於是，順治便將他們封為「皇商」（籍隸內務府）。范永斗被命主持貿易事務，並「賜產張家口為世業」。其餘七家，亦各有封賞。從此，范永斗等取得了別的商人無法享有的政治經濟特權。他不但為皇家采辦貨物，還借勢，廣開財路，漫天做起買賣來。他除經營河東、長蘆鹽業外，還壟斷了東北烏蘇里、綏芬等地人參等貴重葯材的市場，由此又被民間稱為「參商」。轉眼，范永鬥成了擁有數百萬之富的大皇商，為八大家中之佼佼者。

後來，繼承並發展范永斗事業的是他的孫子范毓。在他手裡，把范氏家族的商務推到了登峰造極的境地。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准噶爾部再次叛亂。清政府急派重兵征討。當時由於路途遙遠，且多經沙漠地帶，運送軍糧成了一個突出的困難。范毓得知此情後，根據自己從小隨父在塞外經商，熟悉道路的有利條件，認真核計，與弟范毓聯名呈請當朝，自願以低於朝廷運糧1/3的費用運送軍糧，康熙聞奏，立即批准。從此，到乾隆年間，他們多次「力任挽輸，輾轉沙漠萬里，不勞官吏，不擾閭閻」，所運軍糧都是「剋期必至」。其間或受敵襲，或中途變更運糧計劃，幾度蒙受重大損失，也都由范氏個人承擔下來，節約國費以億兩計，為平定叛亂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個人犧牲和貢獻，客觀上順應了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的歷史趨勢。這對於一個商人來說，的確是難能可貴的。

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賜范毓職太僕寺卿，用二品服。從此，范氏為皇商兼獲高官，名噪一時。這在清朝200多年的歷史上也是罕見的。范毓於乾隆十五年（1750年）去世，他是進入《清史稿》的惟一商人。

貢獻：八大皇商之首

晉商旺族「八大家」
在清代，全國排名前16位的大財團都在山西。據史料統計，僅僅把山西幾個縣域中富戶的家產相加，數量就超過了一億兩白銀。這個數量甚至比當時國庫的存銀還要多，切實稱得上「富可敵國」牎在中國近代史上，晉商穩居全國商幫之首，稱雄商界500餘年。在晉商這個顯赫群體中，都有哪些「財神」呢？

白手起家通天下 誠信為本數喬家

祁縣喬家，是晉商中靠勤勞誠信，白手起家的典型。

喬家始祖喬貴發，祁縣喬家堡人。早年是一個衣不遮體，無依無靠的光棍漢。乾隆初年與一位秦姓結拜兄弟一起走西口，先做當鋪伙計，後開草料鋪，兼做豆腐、豆芽及零星雜貨些生意。乾隆二十年（1755年），當地糧食豐收，他們為給自己磨豆腐、生豆芽做准備，趁糧低價時購存了一批黃豆。不料次年黃豆歉收，價錢高漲，於是把黃豆售出，獲利頗豐。進而擴大經營，開設了客貨棧廣盛公。

到嘉慶時，廣盛公生意十分興隆，但一次經營「買樹梢」蝕本，幾乎倒閉。虧得喬氏平日與當地「相與」誠信往來，信譽尚存，得到來往戶支持，延緩了欠款歸還日期。經多方籌措，又賴廣盛公掌櫃悉心經營，扭虧為盈，復興了喬家基業，遂把「廣盛公」改為「復盛公」。喬家子弟恪守祖訓，嚴守家規，家業日益興旺。而秦姓子弟疏於經營，坐享其成，逐漸抽走股份，最終復盛公幾乎成為喬家獨資。復盛公成為喬姓商號後，買賣興隆，在包頭先後增開復盛全、復盛西等19個門面，有職工四五百人，成為包頭城開辦最早、實力最雄厚的商號，故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之說。喬氏依託復字型大小，又向國內各大中商埠發展。光緒十年（1884年）又設大德通、大德恆票號。到清末喬家在全國各地有票號、錢庄、當鋪、糧店等字型大小200多處，有流動資金700多萬兩，加上土地、房產等不動產，總資產達千萬兩以上。

喬貴發一心經商，含辛茹苦，直到30多歲，才娶了一個寡婦，共育三子。長子全德是寡婦程氏帶來的，名德星堂，因非喬貴發親生，這一門沒有什麼起色。二門全義，堂名寧守堂，子弟多入仕途。三門全美，堂名「在中堂」，其次子喬致庸（1818—1907），是喬家一位出類拔萃的人物。他以儒道之尊，「修身、正己、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心，誠信為本，執著追求，艱苦奮斗，不斷開拓，實現了貨通天下、匯通天下的理想，為喬家的繁榮立下了大功。喬致庸活到89歲，生有六子，但在他心中各有不足，最終把喬家大業交給了他的孫子喬映霞。喬映霞深受家風祖規熏陶，主持喬家以來，事業心強，治家嚴謹。他針對兄弟與子弟特點，分別立書齋名，曰「不泥古齋」「知不足齋」「日新齋」「自強不息齋」「一日三省齋」等，以資互勉，並明訂家規「五不準」：一不準吸鴉片、二不準納妾、三不準貝者博、四不準冶遊、五不準酗酒等。在喬映霞努力下，喬家大業蒸蒸日上，達到了鼎盛。喬映霞思想比較開明，曾率先剪辮子，動員家族婦女解除纏足陋習，又任過區長、禁煙主任，到了事業的頂峰。清朝末年，喬氏票號業務多被官辦銀行奪走，生意從此走向衰敗。

貨通俄蒙領風騷 外貿世家是常家

榆次的常家，在晉商中以外貿稱著。據「山西外貿志」載：「在恰克圖從事對俄貿易眾多的山西商號中，經營最長，歷史規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車輞常家。常氏一門從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七代，沿襲一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圖十數個較大商號中，常氏一門獨占其四，堪稱清代晉商中「外貿世家」。常氏家族經商的始祖常威，當年去張家口經商，從家裡出發時，身不帶分文，一路以為人占卦算命，賺取吃飯住店錢，得以成行。常威有三個兒子，長子常萬圯和三子常萬達，都以經商見長。萬圯一支，即後來所說的「南常」；萬達一支是「北常」。常萬達少年聰慧，長大後隨父到張家口經商，十年如一日，生活儉仆，為人處事誠懇守信，為商界同行所器重。常家從開布鋪，經營布匹、白布走俏、獲得厚利，又擴大規模，兼營茶葉、雜貨，外銷蒙古等地，逐步積累商業資本，設立了大德玉商號。

到乾隆年間，恰克圖被清政府定為中俄貿易的唯一地點。中俄貿易的龐大交易都被壓縮到了恰克圖。常萬達看出了其中蘊藏的巨大商機，他將張家口經營的「大德玉」字型大小改為茶莊，傾其資財來到恰克圖，實現了由內貿到外貿的轉變。常萬達向俄商出口茶葉，兼營綢緞，由俄方引進皮毛、銀錠，有出有進，獲利甚豐。常萬達「滿而不盈，視有若無」，不斷倍厚資本，為常家外貿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隨著事業的發展和資本的增加，常氏先後增設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獨慎玉商號，形成了常氏「玉字」連號，遍布蘇州、上海、漢口等地，獨慎玉還在莫斯科設立了分店。

庚子事變，常氏商業受到一些損失，轉而創辦近代家庭工業，開辦了敦義和蠶桑局、敦睦和織布工廠，獲利頗豐。常氏在山西還向近代工業火柴局、保晉礦務公司、晉華紡織公司投過資。常氏十四世常旭春還擔任了保晉公司第四任總經理。常氏由商業起家，家境富裕後，便轉而讓子弟讀書子儒。常氏八世常吉為縣貢生，是家族中入貢第一人。此後學業有成者延綿不斷。到1921年，常氏有4人赴日留學學成回國，有10人從省內外大學畢業，素稱「世兼儒賈為業」是晉商中少有的「書香門第」。

常氏商業清末、民國初年逐漸衰落，主要是俄商拖欠巨款，加之俄政府巨額征稅，遭受浩劫。據記載，僅在莫斯科所賠累折銀140餘萬兩。辛亥革命後，內外貨款不結，玉字型大小隨之倒閉。

太谷巨富「三多堂」 商鋪規模數曹家

太谷曹家，是明、清之際聲勢顯赫的晉商巨富。

曹氏家族發跡，始於明末清初人曹三喜。當年，曹三喜因生計所迫，隨人到東北三座塔（今遼寧遼陽縣）經商。他先是租地種菜、種豆，後與人合夥磨豆腐，用豆腐渣養豬。待生意興盛後，因曹三喜是外鄉人，合夥者想多佔利潤，只好各自經營。曹三喜認為，自己的名字有「三」字，自己在「三座塔」干一定能成功。他勤勞踏實，以誠待人，生意越做越好，增添了釀酒業、雜貨業、典當業。之後，又在沈陽、四平、錦州等地設立商號，逐步成為省外大商。清兵入關後，曹家的商號又向關內發展，規模越來越大。到道光、咸豐時期，曹家的商號已遍及半個中國，國外發展到莫斯科。經營項目有銀錢業、綢緞、布匹、呢絨、顏料、葯材、皮毛、雜貨、洋貨、釀酒、糧店等等，雇員達37000餘人，總資本達1000餘萬兩。曹家創造出總號轄分號、大小分號連鎖管理辦法，據說，全國各地究竟有多少曹家的商號，連管家的也說不清楚。有鑽營者，未通過曹家同意，擅自打著曹家旗號，借貸資金開設商號，只要在其錢庄、銀號管轄之下，外貸不足2萬兩以下，曹家亦不問所以，可見曹家的財勢之大。

曹三喜致富後，把資產分成七分，給每個兒子各一分。然後，每家出資10萬兩，組成管理處，合資經營，稱為「曹七合」。道光以後，各門逐漸衰落，惟獨「三多堂」興旺發達。「三多堂」為多福多壽多男子之意。在太谷城西北洗村，有三座並排高聳的四層舊式樓，是「三多堂」的標志。這三座樓，牆厚1．5米，高達15米多，三個穿堂大院，布局是「壽」字形，內套15個大院，房屋280間，共計6000多平方米，也是著名的晉商大院。曹氏商業在清末逐漸衰落，辛亥革命後，曹氏在東北各大城市的票號，被奉系軍閥張作霖發行的「奉票」擠兌。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曹氏在東北的票號歸偽滿政府所有。

蔚字五聯競瀟灑 票號世家是侯家

介休侯氏人稱「侯百萬」，史料記載有資產七八百萬兩白銀。侯氏發跡於清康熙年間，十世侯萬瞻，專跑蘇、杭州販賣綢緞、家業發展很快，到他的孫子侯興域時，已成為赫赫有名的大財主了。

侯興域是侯家承前啟後的重要人物，他繼承祖業，用心經營，積累百萬。他的三兒子侯慶來更是精明練達，頗有才幹，一手掌家，野心勃勃，首先把在平遙開設的經營綢緞、茶葉、錢幣的蔚盛長、協泰蔚、厚長來、新泰永都改為蔚字型大小，後來又把蔚字型大小改為票號。但侯慶來只活了36歲，他的兒子侯蔭昌接管了家業，在與平遙日升昌票號的競爭中，又把其它蔚字型大小也都改為票號，成為山西赫赫有名的「蔚宇五聯號」。經過道光、咸豐到同治，大約三十年間，蔚字型大小聲勢日增，分號遍布全國30多個城市大有後來居上氣勢。

蔚字型大小的財東侯家，歷次分紅都獲得了巨款利潤，有錢有勢，驕奢淫逸。侯蔭昌的姬孫侯奎，是介休有名的揮金如土的闊少年。當時介休有一句諺語，說「介休縣有三不管，侯奎靈哥二大王」，這三個人整日聲色犬馬，競相鬥富，極盡揮霍之事。光緒末年，大清銀行成立後，侯氏票號由盛而衰，漸漸走上了下坡路。

聲名卓著「長裕川」 祁縣大戶是渠家

祁縣商人雲集，號稱祁幫，是清代商界的一支勁旅。而渠家是祁幫中的大戶。渠家的茶莊「長裕川」聲名卓著，票號「三晉源」匯通天下。

渠家發跡，始自元末明初渠敬信、渠於信、渠忠信三兄弟，從販運小本生意做起，起先把潞麻和梨販到祁縣，再把祁縣的粗布和棗運到上黨，年長日久，不辭辛勞，漸漸積累了資金。到清乾隆、嘉慶年間，渠家的生意已涉足對俄、蒙的茶葉貿易。從渠氏十七代源字輩開始，進入了生意興隆的黃金時代，成為當時晉中八大富戶之一。源字輩渠源楨先後與他人合資開設了「百川通」票號、「存義公」票號、「長盛川」票號，並獨資開設了「三晉源」票號、「匯源通」票號，在開設票號的同時，渠家在各省設有茶莊、鹽店、錢店、當鋪、綢緞庄、葯材庄等，實現了票號資本與商業資本的相互轉化，這是渠家商業經營的特色，並獲得了成功，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渠家「百川通」每股分紅達兩萬多兩白銀。

渠源楨是一個非常謹慎的人。渠源楨希望長子渠本翹從事商業，但渠本翹天資聰穎，小時候就有「神童」之譽，更熱心考取功名。渠源楨對其極為不滿，據說，渠本翹考取舉人歸鄉省親，渠源楨競跪在門外迎接，弄得很難堪。渠本翹中進士後，曾被清政府派駐日本橫濱領事。父子兩人矛盾的緩和是在山西保礦運動。1898年，清政府從極低廉的價格，將山西的煤礦、鐵礦；開采權，出讓給英國商人。消息傳開，山西全省嘩然，商民各界奔走呼號，展開長達數年的爭回礦權、路權的斗爭，渠本翹剛剛卸任山西大學堂監督，就投入保礦運動。在晉商保礦運動中，渠家父子配合默契，渠源楨主持渠家大票號協力相助。不但出巨資入股保晉公司，還幫助公司發行、募集股票。渠本翹在保晉公司擔任了一年多總經理，就再次入京為官。渠本翹入京後，渠源楨將大半資財鑄成銀錠埋在自家院里，據說總量達三百萬兩之多。1919年渠本翹病逝於天津，此後渠家的後代再沒有涉入商界，大多數成為學者、教師和作家。

明清兩代聚千兩 山西首富數亢家

山西平陽府（今臨汾市）的亢家，在明清時期聚財數千萬兩，堪稱山西首富。亢氏之後，才是資產在七八百萬兩的曹、喬、渠、常等諸姓人家。

亢氏起家，傳說源自明末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在山海關與清軍作戰失敗，退出北京撤往西安途中，曾將攜帶的金銀財寶寄存於亢家。後來，李自成犧牲，農民軍寄存的金銀財寶遂為亢氏所有。但這只是傳說，其實，亢氏致富也是經商之道。亢氏首先是大鹽商，清代實行鹽專賣制，由政府特許鹽商憑鹽引到指定地點運銷。亢氏正是憑這種販運特權，獲取豐利，成為巨富。亢氏在鹽商聚集的揚州修建了著名的亢園，顯赫一時。其次，亢氏是大糧商。當時在北京，由於是京畿要地，四方輻輳，買米糊口之人倍繁於他省，而北京資本最大，規模最大的糧店就是亢家在正陽門外開設的糧店。在原籍平陽府，亢家「倉廩多至數千」，藏有米糧萬石。再次；亢家是一個資本雄厚的典當商。傳說當年，亢家為了擠垮當地另一家當鋪，連續三個月拿出90尊金羅漢到這家當鋪去典當，每尊典銀1000兩。這家當鋪人慌了，問典當人，何以有這么多金羅漢，來人說：「我家主人有金羅漢500尊，現在還410尊等著典當呢！」這家當鋪只好讓亢家將90尊金羅漢贖回，自己關閉當鋪遠走他鄉去了。此外，當時，亢氏在原籍平陽還擁有大量田宅和儲糧，號稱「宅第連雲，宛如世家」，「上有老蒼天，下有亢百萬，三年不下雨，陳糧有萬石」。

甲第聯輝名當世 「世襲皇商」是范家

介休范氏經商始祖叫范永斗，明末時在張家口經商，經常出入遼東，是當時有名的八大商人之一。

由於當時商人經常出入關內外，為滿清提供軍需物資和情報，滿清入關稱帝後，順治皇帝為答謝八大商人，在紫禁城設宴，親自召見，嘗賜朝服，編入「御用皇商」行列。范永斗被任命為主持貿易事務，並「賜產張家口為世業」，取得了別的商人無法享有的經濟特權。范毓賓是范永斗的孫子，他具有聰穎卓越的經濟頭腦，繼承祖業後不負眾望，使范家商務達到登峰造極的境地。他主政時，擔當了「承辦、采運軍糧」的大官差。清朝初年，康熙皇帝親征准噶爾部，由於運送軍糧花費過大，「輸米饋軍」付出了慘重代價。作為皇商接受這項官差後，認為雖然返販軍糧艱苦，但依仗自己多年經商的經驗，認為不僅有利可圖，又可報效國家。他請求以每石米低於官價三分二的價格自費辦售軍糧，康熙聞奏大喜，遂即准請。范毓賓感受皇恩浩大，表現出令人感慨的忠誠。他湊足144萬兩白銀，補運軍糧計為百萬余石，為清政府節省費用600餘萬兩。《清史稿·列傳》中說，范毓賓「輾轉沙漠萬里，不勞官吏，不擾閭鄰，剋期必至，省國費億萬計」，忠誠換來了豐富的回報。范氏家族中有許多人被授予官爵，甲第聯輝，顯赫一時。朝廷還慷慨地把西北游牧民族的貿易權交給了范家，獲得了巨大的商機。范氏由皇商兼獲高官，在清朝二百多年歷史上實屬罕見，范家並不滿足於既得利益，繼續尋求發展機會。康熙時，國內銅斤（造銅錢用的原料）嚴重短缺，政府允許商人赴日本購買銅斤。范氏把握時機，奏請內務府，承擔了販運洋銅的大部分業務，獲得巨大利益。

范家因官商而興，因官商而衰。隨著清末滿清政府的衰敗，范氏商務日趨衰落。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清廷以范氏銅業「虧折日深，以至上年誤運誤課，拖欠官項累累」、「虧損至一百五六十萬兩之多」為由，革除范氏內務府、戶部等衙門官職，著令嚴加審訊范清濟兄弟，並查封家產，昔日堂堂皇皇的「世襲皇商」變成了階下之囚。

大名鼎鼎「財神爺」 「最後風光」是孔家

在晉商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財神爺」，就是太谷的孔祥熙，他是民國時期四大家族之一。

孔祥熙的父祖孔繁慈，年輕時，抽過大煙，把家產抽光了，這也是幼年的孔祥熙曾揀過煤渣的原因。後來孔繁慈在太谷城鄉許多地方當過私塾教師，供孔祥熙在基督教會所辦的新式學塾學習。1901年秋，孔祥熙赴美，考入耶魯大學，主修理化，後來又修社會學。1905年進入本院研究院，獲理化碩士學位，他的抱負是「提倡教育，振興家業」。1907年孔祥熙回到北京；那時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學生。但他婉辭了郵政部、北洋大學等的聘請，決心回太谷辦學，在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會明道院附設小學的基礎上，增擴課程，創辦了太谷第一所中學銘賢學堂。孔祥熙一方面提倡培養新式人才，但對「振興家業」發財致富並未忘懷。1912年，他從生活中看到煤油已成為民間點燈照明的必需品的商機，便同五叔孔繁杏設立的祥記公司，向英商亞細亞火油公司交付了一部保證金，從而取得了在山西經銷火油（煤油）的總代理權，獨家經營、獲利豐厚。孔祥熙也因此成為山西第一位買辦商人。

二次革命失敗後，孔祥熙東渡日本，在橫濱結識了孫中山的英文秘書宋靄齡。宋贊孔為人謙和，「賺錢賺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種理財的本領」，而對孔「在在服佩」。由於雙方情投意合，1914年春，孔祥熙與宋靄齡結為伉儷。婚後，宋靄齡向孫中山辭去秘書職務，推薦她的妹妹宋慶齡接替。1915年孔祥熙回國，利用歐戰國外需要軍工原料的商機，把陽泉的鐵砂運往天津出口，在天津創辦了「祥記」和「裕華」公司。1926年，國內政界發生劇烈變動，孔祥熙認為「做大官」的「時會機遇」來臨，他從美國回到廣州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廣東分會委員和廣東省財政廳長兼後方財政事務。由於在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婚姻上，孔祥熙和宋靄齡說服了父母，孔氏家族則通過蔣介石政權獲得了極高的政治地位，為家族財富增殖取得了可靠保證。1927年，孔祥熙做了南京政府工商部長，繼又選為「國府委員」，從此，官運、財運十分亨通。1933年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並仍兼中，央銀行總裁。孔家在借公營私、亦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況下，成為中國豪門首富。孔家利用所掌握的權力，謀取私利，大發國難財，究竟聚斂了多少錢財，據說抗戰初期宋靄齡在套取外匯的投機中，就「撈了800萬英鎊」。1939年時，宋靄齡在美存款居重慶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國銀行中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國記者茜利文稱為「中國人民的錢袋」。1944年的「朋分美金公債案」，一時間在山城重慶輿論沸揚，孔祥熙被迫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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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山西在哪有品牌化妝品的批發市場，要便宜，正品

一般到批發市場看貨，人家也都會告訴你是正品或者高仿的，但是也有拿高仿代替正品的批發商。我基本都是在歡顏網拿貨，因為不用擔心會拿到仿貨。

⑦ 山西人為什麼經商者多

要知道歷代商人最低賤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開宗明義。《史記·貨殖列傳》的這句話，當是晉商乃至一切所謂商幫、商人奔波的核心要義。 當我們回望百年晉商輝煌時，我們應該時刻記住、咀嚼此話，因為，它是研究商業、商幫行為的核心，一切均會因此而發生，也會由此而運轉。我們不能因為一個人最後成功無比，就認為或者宣稱此君一生下來就兩眼放光歌聲嘹亮，就胸懷拯救世界造福人類的大志。實際上，若真是如此，那必是怪胎，非妖即怪。可惜這個世界上真正的妖怪是不存在的，只有人裝神弄鬼。只要你我頭腦正常，就知道人一生下來第一要務就是活著，然後才去追求活得更好。其他都是後人的意淫或者粉飾。 好，再來說晉商。說晉商厲害，厲害到什麼程度？ 「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人。凡是有雞鳴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 這是山西人的一句口頭禪，經常被頗為自豪地引用。山西人在有麻雀的地方和雞鳴狗叫的地方干什麼？經商！謀利！山西商人的輝煌由此而光耀中國。 讓我們撥開歷史圖冊，看看明清時期，資本最雄厚、經營項目最多、活動區域最廣、活躍時間最長，雄居「十大商幫」之首的晉商其遼闊的勢力版圖： 寧夏，著名的大商號多是萬榮、平遙、榆次、臨猗一帶的山西商人開辦，寧夏「紅黃藍白黑」五寶之一的名葯材枸杞，半數掌握在山西人開的「慶泰亨」手中。 青海，晉商以西寧為根據地，頻繁活動於各州縣。 北京，天子腳下京師萬戶的生計更是幾乎全握在山西人手中，糧食米面行——多是祁縣人經營，油鹽酒店——多是襄陵人經營，紙張商店——多是臨汾和襄陵人經營，布行——多為翼城人經營，鮮魚口以西有布巷，全為翼城人……中國境內各地的民間貿易多為晉商壟斷。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號「六必居」、「都一處」、「樂仁堂」等都是浮山、臨汾等地山西商人首創和經營。此外，四川、雲南、貴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廣東，也都有山西商人忙碌的身影。 在晉商鼎盛時期，從蒙古草原的駱駝商隊到揚州起錨出海的商船，從呼倫貝爾草原的醋坊到貴州茅台酒廠，都有山西人在釀造、經營；南起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到大阪、神戶、橫濱、仁川，西達塔爾巴哈台、什噶爾、阿拉伯國家，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他們中有不少人可以用蒙古語、維吾爾語、俄語，與北方少數民族和俄國人洽談貿易。廣州的濠畔街，多數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潮幫商人由廣州運往南洋的茶，其實也是先由山西商人在產地收購後運到廣州，潮幫商人再從他們手裡購進的。至於長江中下游一帶，揚州的鹽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長江口出海與日本的貿易，也數山西人最為活躍。山西介休范家，幾乎壟斷了對日本的生銅進口和百貨輸出。此外，還有平遙李家，祁縣喬家、渠家，榆次常家、聶家,太谷曹家，介休侯家、冀家，臨汾亢家，萬榮潘家，陽城楊家…… 晉商遺址如今遍及華夏，以晉商商號命名的古舊街巷也在九州隨處可遇。磚塊瓦礫間，百年晉商曾經的輝煌若隱若現：甘肅的老西廟，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銅鼎，江蘇揚州的亢園，安徽亳州的花戲樓。以山西商人字型大小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猶存：張家口的日升昌巷、包頭的復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寧武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等等。從黃土高原上負重而來的山西商人的心血和汗水在這里凝聚滴撒：安徽雉河集(渦陽)的山西會館，曾經是捻軍起義的發源地；著名的貴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鹽商雇杏花村汾酒廠工人和當地釀造工人共同首創的。華夏大地尋常百姓口中傳誦的諺語闡述著晉商曾經吞吐海內外的輝煌與榮耀：東北流傳著「先有曹家號，後有朝陽縣」，內蒙古流傳著「先有復盛西，後有包頭城」，西北流傳著「先有晉益老，後有西寧城」……山西商人經商的地域之廣，人數之多，確實是相當可觀的。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百年間金錢滾滾，不斷地流入山西這塊土地上一些屋宇森然的門戶，一些家族、商號也因而財大勢雄、富可敵國。如大盛魁一家，雇員有六七千人，南隊駱駝可達一萬六千到兩萬峰，擁有的全部資產，據說可以用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從庫侖（蒙古烏蘭巴托的舊稱）鋪到北京。 「祖上曾經闊過」不是虛的，曾經的輝煌讓我們在21世紀了都嘆為觀止。 山西人為什麼曾經如此隊伍龐大氣勢恢宏非常牛氣地以商業的形式縱橫華夏？或者說，山西人為什麼經商多？ 孔祥毅先生在《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業資本》裡面分析了是什麼原因造成了山西商業發達、商人勢眾的盛況，提出了社會傳說和文字記述的多種說法以及自己的看法與觀點。之所以在此摘錄他的論述與觀點，是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他的闡述比較全面地概括了「山西人為什麼經商多」這一問題的種種論點。 第一種，唐王朝李淵、李世民父子起兵於太原，他們的不少好友夥伴都參加了太原起事和建立統一國家的斗爭，李氏父子奪取政權後，這些好友也做了官，後來一些人在官場失意，走上了絲綢之路。「彼時蘇杭綢緞還未發展，所銷中亞一帶之綢子，多系山西上黨潞安一帶之綢子，以及河南魯山、山東濰縣綢子，其中潞綢最多。」 但是，政界人物失意官場而經營商業，會不會成為山西人經商多的原因？商人人數遠比政界人物為多，從唐初山西從政人物看不出與晉商的因果關系，而且也沒有史料可資證明。倒是相反，商人資本發展，子弟入學讀書踏上仕途的卻有事例，恕不贅述。 第二種，明末李自成的遺金是晉商的原始資本。衛聚賢在《山西票號史》一書中說：「李自成入北京，將明朝文武諸臣八百餘人持打求金銀，及李自成由山海關敗歸，將所掠及宮中藏的銀器等，熔鑄成餅，每餅重約千兩，共數萬餅，用騾車載走。清兵進至定州，李自成敗傷……自山西大道上經過時……乃沿南山行走，至祁縣南二十里孫家河時，或者曾將現銀一部分遺棄，現在祁縣尚傳說元豐玖票號股東孫郅系孫家河人，其先人曾拾有李自成的棄金。」據衛聚賢調查，孫郅的高祖孫高山的墓碑雲：「家道中落，未有厚產……乃走關東，經營產業，漸積萬金」。孫高山是1676年（康熙十五年）到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人，那麼高山之父或祖父一定家道富實，「有拾李自成遺金之可能」。晉商萬榮縣潘家，也是清代有名的大工商業戶。民間傳說，「潘家發家的起因，是在萊河老城東門外靈青山拾得了一些生金子。」據《榮河縣志》「明末李自成一部，曾由榮河城渡河而西去」之記載，潘家商業資本來自李自成遺金。日本《中國經濟全書》說，李自成軍隊經過山西，把從北京帶來的黃金存放在康（亢）氏的院子里，後康（亢）氏拾得黃金八百萬兩，成了票號資本的來源。 李自成敗退時有無遺金，未見實證，即使真有遺金一事，亦非晉商和商業資本的來源。因為明代中後期晉商和商業資本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此時尚無李自成起義，這是什麼原因？並且，有機會能夠拾得遺金的人畢竟是個別人，能成為晉商資本的原始資本嗎？恐怕都是附會之詞。 第三種，是著名經濟史專家傅衣凌先生的看法，他在《明清時代的商人與商業資本》一書中說：「內地商業資本的發展，如山陝商人，則靠著龐大的農業地區為基礎以其地方的豐富資源，先由農業上的積蓄，逐漸地形成為巨大的地方商人。」全國有很多地區農業條件比山西好，它們的農業積累自然要比山西多，然而卻沒有形成像晉商這樣的商人勢力。 第四種意見，歷代王朝均以食鹽專賣為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運城鹽池是晉商致富的主要原因。但是，長蘆鹽、淮鹽比運城潞鹽在數量、質量、銷路上都要優越得多，為什麼在那裡就沒有出現著名商人勢力？相反卻由晉商和徽州商人壟斷了淮鹽貿易？ 第五種意見，認為山西的平陽、安邑、晉陽等地曾幾度建都，是全國政治中心，也是經濟中心，這是造成山西人經商多的原因。其實這都是五代以前的事，宋以後山西未曾建過都，但晉商的發展卻是在宋以後，特別是在明清時代，這又如何解釋？ 還有人說，山西人貧志劣，貪圖小利，善積蓄…… 我們可以看出，諸多論點與意見，似乎都不能完全成立，諸多說法中並沒有一個讓孔先生和其他先生統一認識的論點。 那麼，究竟是什麼讓山西人如此大規模地經商呢？ 自古至今，商人在中國各個社會階層中所處位置是比較低賤的。歷代的「士農工商」，商人總是排在最後一位。「朝廷貴農，而不樂於耕；朝廷賤商，而人日趨入市，則以為商賈之利勝於農也。」(《恰青堂詩文集》卷一)早在戰國時代秦國就規定私自做小生意的要罰為奴隸，「事未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西漢初年，規定商人不能做官、騎馬、乘車、穿絲綢衣服。就連商人的子孫也不能倖免。當時明令規定：「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除政治上的壓制外，對商人在經濟上的勒索也非常嚴厲，「重租稅以困辱之」。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家園佔有名田，違者沒收其田地奴僮。又如人頭稅，「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唐代規定「工商雜類，不得預於士伍」。此外，國家對商業活動也管理很嚴。唐代政府征當鋪典當稅、糧食買賣稅「四取其一」高達百分之二十五；商賈的財產稅，每緡稅二十。甚至死人和蔬菜瓜果過關也要納稅。明代政府在各府、州、縣、市、集都設立了商稅機關「稅課司局」，並到處新設「抽分局」，以加緊對市民和商人的勒索。直到清代，清朝的統治者還說：「……觀之四民之業，士之外，農為最貴。凡士工商賈，皆賴食於農，故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中，迫不得已，人是不從商的。經商在外，「必適父母，別妻子，離鄉井，淹歲月，歸來無時」，「幸獲多資，走馬牽車捆載而歸，不幸則困死於外者往往也」。 中國人做什麼，都愛和文化沾親帶故。其實，細究幾千年中國之所以不崇尚商業，實際上根源恰恰是文化的因素。在過去的中國，士農工商等級制本質上是儒家道德至上思想在社會秩序上的體現。儒家重視道德，因此在儒家看來，人的社會地位的高低應該是取決於該人的道德水平的高低。理想的狀態是：道德水平越高，你的社會地位就越高，道德水平高的人領導或管教道德水平低的人。朱子所謂：「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從理想角度講，士是讀書明理的聖賢之徒，當然道德水平最高。商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與當時重義輕利的主流價值觀相悖，商人的道德水平是受到全社會批評的，即所謂無商不奸，唯利是圖，當然道德最卑下。農工兩者夾在中間。其中農民老實本分，故在工人之上。除過這一因素之外，另一方面，歷代帝王總結統治經驗深知，商業繁榮、城市發達之際，也往往是土地兼並和高利貸橫行之時，是王朝傾覆之日。因此，總是採取重農抑商政策。 那麼，在這種深厚的社會環境背景中，晉商興起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孔祥毅並沒有給出答案，孔先生只是羅列、綜述了相關觀點並提出了自己的質疑，實際是對上述的觀點加以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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